当代国际诗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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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的开启”当然不仅仅相对于诗歌的东欧,也相对于我们自己,后者甚至更加重要。今年三月间访华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在谈到阿拉伯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主要区别时认为,诗歌在当代西方更多地被当成一个文化问题,而对阿拉伯诗人来说,它首先是一个生存问题。生存包含了文化,反之却不然。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东欧诗歌混同于一般的“西方诗歌”(尽管在文化传统上,二者之间有更多的关联),而是将其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合为一脉,作为一个独立的渊源对待,并在精神血缘上更觉亲切,阅读中也每每更加会心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关键与其说是诗人的身份之辨,不如说是诗歌观念的大小之辨;与其说是语境压力的缓迫钝锐之辨,不如说是诗歌经验的宽窄深浅之辨。当赫贝特写下“我的想象/是一块木板/我全部的工具/只有一根木棍陪伴”(《锤子》)时,他所触及的不仅是诗意生存的下限,也是诗的根;而当他笔下的科吉托先生和我们一起仔细分辨“人声与天籁”,以领略“世界的演说乐此不疲”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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