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谈佛学
胡适的佛学研究几乎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从1922年到1961年。这在学术兴趣转换频繁的胡适而言，是很少有的。这些著述，以“怀疑”为前提，以“考证”为手段，推出了许多新鲜大胆的结论。但被学术界所公认的，也是胡适自己颇为自许的，那就是以关于神会和尚的史料的发现为核心的禅宗研究。这也为他带来很大的国际影响，而且直至今日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所以《胡适谈佛学》的选目自然也偏重于此。
《中古思想史》作于1932年，其中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叙述脉络清晰，可以看作胡适中国佛教史观的基本思路。《中国禅学的发展》《楞伽宗考》是胡适禅宗理论的两篇代表作，其基本观点和主要论证都在其中有着充分的阐发。《禅宗在中国》则是胡适晚年的一篇讲话，它通过对日人铃木大拙观点的批评，再次梳理和完整阐述了胡适的禅学理论。
在众多的佛家经典中，《四十二章经》的地位尤其突出。相传汉明帝感梦遣使西行求法，使者在大月氏抄写了佛经四十二章。所以，佛教史上通常把它作为中国一部汉译佛经。胡适对它的考证自然是应有之义。至于其他三篇考证，很可以显出胡适在考据学上的用力和大胆的结论。
说到禅宗，达摩和神会的传记自然是不得不看的。胡适的有些结论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比如他认为，“我们剔除神话，考证史料，不能不承认达摩是一个历史人物，但他的事迹远不如传说那么重要”。“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的影响。”
佛教与文学是一对分不开的朋友，其间的互相影响很有意思。这方面的文字虽然胡适用力不多，但读来还是颇有启发。至于“杂记”部分的内容，具体而微，也算是几片思想的火花，闲暇看去，自有会心之趣。
《中古思想史》作于1932年，其中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叙述脉络清晰，可以看作胡适中国佛教史观的基本思路。《中国禅学的发展》《楞伽宗考》是胡适禅宗理论的两篇代表作，其基本观点和主要论证都在其中有着充分的阐发。《禅宗在中国》则是胡适晚年的一篇讲话，它通过对日人铃木大拙观点的批评，再次梳理和完整阐述了胡适的禅学理论。
在众多的佛家经典中，《四十二章经》的地位尤其突出。相传汉明帝感梦遣使西行求法，使者在大月氏抄写了佛经四十二章。所以，佛教史上通常把它作为中国一部汉译佛经。胡适对它的考证自然是应有之义。至于其他三篇考证，很可以显出胡适在考据学上的用力和大胆的结论。
说到禅宗，达摩和神会的传记自然是不得不看的。胡适的有些结论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比如他认为，“我们剔除神话，考证史料，不能不承认达摩是一个历史人物，但他的事迹远不如传说那么重要”。“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的影响。”
佛教与文学是一对分不开的朋友，其间的互相影响很有意思。这方面的文字虽然胡适用力不多，但读来还是颇有启发。至于“杂记”部分的内容，具体而微，也算是几片思想的火花，闲暇看去，自有会心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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