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

　　序：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自我意识
　　导言
　　第一篇 章太炎与戴震论述的开启
　　第一章 批判的汉学与汉学的批判
　　第二章 戴学的清学中的地位认定
　　第三章 作为清学中坚的戴学系统
　　第二篇 梁启超与戴震论述的诞生
　　第四章 戴震学的诞生
　　第五章 梁启越戴震研究的方法与特色
　　第六章 戴东原的哲学
　　第三篇 胡适与戴震论述的典范
　　第七章 从批判传统到新诠国故
　　第八章 戴震“新哲学”的历史基础：反玄学运动
　　第九章 戴震“新哲学”的内涵：道论、性论、理论
　　结语
　　附录：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
　　前言
　　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
　　钱穆的“每转益进说”
　　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
　　结论
　　参考文献

　　    丘为君，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美国博克莱加大访问学人，现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儒学礼仪系统、比较文化与思想、史学方法与理论，其中尤以近代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为重。主要著作有《知识人的出路》、《自然与名教：汉晋思想的转折》、《西洋史学丛书》九册（主编）、《走入近代中国》（合著）、《监水镇志》（合著）、《台湾学生运动，1949—1979》（编著），并发表论文多篇。

　　    戴震是在儒学内部最早发现“以礼杀人”的思想家，从而成为五四反传统肯定个人欲望、权利的先驱者；但另一方面，戴震又是乾嘉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当他穷毕生精力考证经典时，西方已开始科学革命，知识体系迅速现代化。一般认为，乾嘉之学的兴起，使清代学术限于远离自然的和社会的琐碎考证，无疑对中国近代知识的形成具有负面的作用。戴震集启蒙先驱和考据经师于一身，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使得某些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将戴震的考证和他的义理观隔离开来。这样一来，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之现代化，似乎就和清代思想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便可完全被视为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所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清代思想主流考证学间的关系。它主要在思考：在激烈地批判甚至否定传统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就知识与思想发展的角度而言，经过了什么样的历程而有乐今天的风貌。“转型期中国”（1895-1925）的代表性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与胡适，在他们高举“启蒙”的旗号对传统做激烈攻击的过程中，是如何透过清代知识主流考证学的反省，来诠释并转化那个被诅咒，污名化的“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并进一步使它与自西方引进，具有威望的所谓“科学知识”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