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目 录内容简介
一、庄子其人
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长时间少有人问津，以致家世渊源、师承关系、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在战国时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评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评论留传下来，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后世了解庄子，主要是通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庄子》一书。《列传》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但目前看来，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则大部分要来源于《庄子》一书。
庄子姓庄，名周，除去《汉书》为避汉明帝之讳而有时称其为“严周”外，世人皆称其为庄子或庄周。但是庄子的字却直至很晚才出现，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姓庄，名周”下注目：“太史公云：‘字子休。’”但现在所见《史记》中，并无此说。此外，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司马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也提到庄子字子休。可见，庄子字子休的说法大约到唐代才出现或流行开来，但就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这种说法的依据还不得而知。至于庄子正式号“南华真人”是始于唐玄宗，但梁代梁旷著《南华论》，以及唐初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中已经称其为“南华”。“南华”这一称号的来历说法不一，北宋陈景元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认为是取“离明英华”之义，清宣颖在《南华经解》中则认为是由于庄周曾隐于曹州的南华山之故。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庄子是“蒙人”，但他并未明指是何国之“蒙”。《庄子·列御寇》中说庄子居宋，汉人也一般认为庄子为宋人。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书·艺文志》“庄子”班固自注：“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吾宋人也，姓庄名周。”由于战国时的宋在汉代属梁，因此有的隋唐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便认为庄子为梁人，如《隋书·经籍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即有这样的说法。
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但其确切的生卒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确凿证据，已无法考证，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那么庄子应当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近人马叙伦《庄子年表》据《庄子》中对魏文侯、武侯都称谥号，对惠王则是先称其名，又称其为王，从而推断庄子出生于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也在惠王初年，这是很有道理的。
庄子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于是“士”这一阶层的人大量出现。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齐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无用”和贫困。《庄子》中描述他身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饿得形容枯槁，面孔黄瘦，受人讥嘲，有时甚至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还得向人借米；见魏王时，他也只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踏着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但《秋水》、《列御寇》中都曾描述他断然拒聘的故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曾记载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庄子却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虽然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庄子门徒为抬高庄子地位而杜撰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庄子超然世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风度，以及视富贵荣华如敝屣的生活态度。
庄子也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但决非出于他的主动选择，可能只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周尝为蒙漆园吏”，关于“漆园吏”的说法不一，据推测可能是专管种植漆树的小官。《庄子》书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产和使用，如《人间世》“漆可用，故割之”，《骈拇》“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此外，《庄子》书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值得注意，如《养生主》“庖丁解牛”，《人间世》“匠石之齐”，《达生》“梓庆削木为镰”等等，这说明庄子是比较熟悉当时下层工匠劳动情况的。
庄子向来认为“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因此与之来往的朋友极少，即使有门徒可能也数量不多，正如朱熹所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但也有例外，便是惠施，他可谓是庄子平生唯一的契友，《徐无鬼》中讲“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不禁感伤，以“匠石运斤”的故事表达自惠子死后，自己“无以为质”、“无与言之”的寂寞心情。妻子去世也要鼓盆而歌的庄子，却对惠子的死感到如此遗憾，足见二人情谊之深。但是庄子与惠施不仅在现实生活上存在距离，在学术观点上也相互对立，他们的友谊也是建立在多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上，这些辩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大而无用”（《逍遥游》）的争论、“人故无情”（《德充符》）的争论、濠梁“鱼之乐”（《秋水》）的争论。这些辩论对于理解庄子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他们在认识的态度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因此更富有艺术家的风貌，而惠子则偏于知识论的判断，因此带有更多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大体上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肱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他并非仅仅是对老子思想进行发挥，而是有其独自见解，并形成了其个性鲜明的哲学、艺术特色。
二、《庄子》其书
……
六、历代的庄子研究
战国时的荀子对庄子已有所批判，但却往往对庄子学说加以改造、发挥，以为己用。《吕氏春秋》对庄子思想和内容就多有引用，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刘安、司马迁都对庄子有所研究，秦汉辞赋、经学也都吸纳、改造了部分庄子思想，以为己用。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对庄子大加倡导，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庄子的思想行为为标榜。魏晋注《庄子》者甚多，郭象之前便有几十家，其中为世所重者有崔譔、向秀、司马彪、孟氏诸家的注和李颐的集解。郭象注则以其精纯而为世人所贵，流传至今，其馀诸人的注解，或佚失，或仅残存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和他书注文及类书之中。东晋南北朝佛教盛行，般若学与儒、道互相渗透，使此时的庄子学带有浓重的佛化色彩，许多名僧研究庄子思想，如慧远早年“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慧远传》），支遁作《逍遥论》等。东晋道教亦迅速发展，其理论往往通过改造、发展老庄思想而成，许多道教理论家对《庄子》进行了积极阐释，如葛洪曾著《修订庄子》十七卷，当是一部以道教理论来修正庄子学说的专著。
隋唐两代，道教地位陡然提高，尤其唐朝出于神化“李”姓的目的，对老子大加崇拜，这在唐玄宗时达到了高潮，他不仅大力提高老子的地位，也对其后继者庄子、列子大加推崇，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并在科举之中对道学加以重视，促成了唐代庄子学的盛行。隋唐两代，关于庄子的著作可以考知的有二十多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陆德明的音义和成玄英的疏。陆德明《庄子音义》三卷，广集并审订了汉魏六朝众多学者为《庄子》所作之音义，并于这些旧音义之外自作音义，可谓为汉魏以来所取得的治《庄》成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总结，许多宝贵的庄子研究资料因此而得以保存。唐初道士成玄英作《庄子注疏》，在继承郭象注的基础上，既吸取了佛教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承因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信仰，他从训释字词入手，进一步对语辞章句进行梳理贯通，弥补了郭象只重义理不重训释的不足，因此可谓是一部吸纳、融合魏晋六朝多种思想学术精华而又有所进益的著作。
宋明时期儒、道、佛三家并立而以儒为尊，故宋明庄子学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以儒评庄，引庄入儒是宋明两代庄子学的*特点。此外佛、道两家的学者也对庄子学贡献颇大。宋明时期重要的文入学者包括理学家，都对《庄子》进行过评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宋濂、杨慎、归有光、李卓吾、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等，其中王安石、苏轼对后世庄子学影响极大，而宋明理学虽试图划清与道家的界限，也还是不免吸纳了道家的思想理论与思维方法。宋明佛教特别是禅宗，不但大胆吸收了庄子思想，还积极参与了阐释庄子思想的活动。宋明道教以其与道家的独特关系，对庄子学贡献甚大，许多道教学者都撰有庄子学专著，如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等。
清代庄子学结合了义理阐释与文章学研究两方面，如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等，取得了很大成绩。乾嘉之后的庄子学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又大量引进了训诂、考据等方法，如卢文昭《庄子音义考证》、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孙诒让《庄子札迻》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晚清还出现了一些集合众家研究成果的著作，如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皆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受到种种冲击之后，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新兴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学者，因此近代庄子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以传统的训诂校勘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马叙伦《庄子义证》、刘文典《庄子补正》、王叔岷《庄子校释》、胡远溶《庄子诠诂》、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杨树达《庄子拾遗》等；另一种则吸收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成果进行新的阐释，如苏甲荣《庄子哲学》、郎擎霄《庄子学案》、叶国庆《庄子研究》等，为庄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书《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5月重印《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
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长时间少有人问津，以致家世渊源、师承关系、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在战国时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评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评论留传下来，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后世了解庄子，主要是通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庄子》一书。《列传》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但目前看来，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则大部分要来源于《庄子》一书。
庄子姓庄，名周，除去《汉书》为避汉明帝之讳而有时称其为“严周”外，世人皆称其为庄子或庄周。但是庄子的字却直至很晚才出现，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姓庄，名周”下注目：“太史公云：‘字子休。’”但现在所见《史记》中，并无此说。此外，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司马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也提到庄子字子休。可见，庄子字子休的说法大约到唐代才出现或流行开来，但就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这种说法的依据还不得而知。至于庄子正式号“南华真人”是始于唐玄宗，但梁代梁旷著《南华论》，以及唐初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中已经称其为“南华”。“南华”这一称号的来历说法不一，北宋陈景元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认为是取“离明英华”之义，清宣颖在《南华经解》中则认为是由于庄周曾隐于曹州的南华山之故。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庄子是“蒙人”，但他并未明指是何国之“蒙”。《庄子·列御寇》中说庄子居宋，汉人也一般认为庄子为宋人。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书·艺文志》“庄子”班固自注：“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吾宋人也，姓庄名周。”由于战国时的宋在汉代属梁，因此有的隋唐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便认为庄子为梁人，如《隋书·经籍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即有这样的说法。
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但其确切的生卒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确凿证据，已无法考证，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那么庄子应当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近人马叙伦《庄子年表》据《庄子》中对魏文侯、武侯都称谥号，对惠王则是先称其名，又称其为王，从而推断庄子出生于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也在惠王初年，这是很有道理的。
庄子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于是“士”这一阶层的人大量出现。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齐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无用”和贫困。《庄子》中描述他身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饿得形容枯槁，面孔黄瘦，受人讥嘲，有时甚至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还得向人借米；见魏王时，他也只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踏着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但《秋水》、《列御寇》中都曾描述他断然拒聘的故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曾记载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庄子却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虽然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庄子门徒为抬高庄子地位而杜撰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庄子超然世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风度，以及视富贵荣华如敝屣的生活态度。
庄子也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但决非出于他的主动选择，可能只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周尝为蒙漆园吏”，关于“漆园吏”的说法不一，据推测可能是专管种植漆树的小官。《庄子》书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产和使用，如《人间世》“漆可用，故割之”，《骈拇》“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此外，《庄子》书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值得注意，如《养生主》“庖丁解牛”，《人间世》“匠石之齐”，《达生》“梓庆削木为镰”等等，这说明庄子是比较熟悉当时下层工匠劳动情况的。
庄子向来认为“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因此与之来往的朋友极少，即使有门徒可能也数量不多，正如朱熹所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但也有例外，便是惠施，他可谓是庄子平生唯一的契友，《徐无鬼》中讲“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不禁感伤，以“匠石运斤”的故事表达自惠子死后，自己“无以为质”、“无与言之”的寂寞心情。妻子去世也要鼓盆而歌的庄子，却对惠子的死感到如此遗憾，足见二人情谊之深。但是庄子与惠施不仅在现实生活上存在距离，在学术观点上也相互对立，他们的友谊也是建立在多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上，这些辩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大而无用”（《逍遥游》）的争论、“人故无情”（《德充符》）的争论、濠梁“鱼之乐”（《秋水》）的争论。这些辩论对于理解庄子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他们在认识的态度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因此更富有艺术家的风貌，而惠子则偏于知识论的判断，因此带有更多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大体上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肱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他并非仅仅是对老子思想进行发挥，而是有其独自见解，并形成了其个性鲜明的哲学、艺术特色。
二、《庄子》其书
……
六、历代的庄子研究
战国时的荀子对庄子已有所批判，但却往往对庄子学说加以改造、发挥，以为己用。《吕氏春秋》对庄子思想和内容就多有引用，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刘安、司马迁都对庄子有所研究，秦汉辞赋、经学也都吸纳、改造了部分庄子思想，以为己用。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对庄子大加倡导，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庄子的思想行为为标榜。魏晋注《庄子》者甚多，郭象之前便有几十家，其中为世所重者有崔譔、向秀、司马彪、孟氏诸家的注和李颐的集解。郭象注则以其精纯而为世人所贵，流传至今，其馀诸人的注解，或佚失，或仅残存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和他书注文及类书之中。东晋南北朝佛教盛行，般若学与儒、道互相渗透，使此时的庄子学带有浓重的佛化色彩，许多名僧研究庄子思想，如慧远早年“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慧远传》），支遁作《逍遥论》等。东晋道教亦迅速发展，其理论往往通过改造、发展老庄思想而成，许多道教理论家对《庄子》进行了积极阐释，如葛洪曾著《修订庄子》十七卷，当是一部以道教理论来修正庄子学说的专著。
隋唐两代，道教地位陡然提高，尤其唐朝出于神化“李”姓的目的，对老子大加崇拜，这在唐玄宗时达到了高潮，他不仅大力提高老子的地位，也对其后继者庄子、列子大加推崇，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并在科举之中对道学加以重视，促成了唐代庄子学的盛行。隋唐两代，关于庄子的著作可以考知的有二十多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陆德明的音义和成玄英的疏。陆德明《庄子音义》三卷，广集并审订了汉魏六朝众多学者为《庄子》所作之音义，并于这些旧音义之外自作音义，可谓为汉魏以来所取得的治《庄》成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总结，许多宝贵的庄子研究资料因此而得以保存。唐初道士成玄英作《庄子注疏》，在继承郭象注的基础上，既吸取了佛教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承因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信仰，他从训释字词入手，进一步对语辞章句进行梳理贯通，弥补了郭象只重义理不重训释的不足，因此可谓是一部吸纳、融合魏晋六朝多种思想学术精华而又有所进益的著作。
宋明时期儒、道、佛三家并立而以儒为尊，故宋明庄子学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以儒评庄，引庄入儒是宋明两代庄子学的*特点。此外佛、道两家的学者也对庄子学贡献颇大。宋明时期重要的文入学者包括理学家，都对《庄子》进行过评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宋濂、杨慎、归有光、李卓吾、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等，其中王安石、苏轼对后世庄子学影响极大，而宋明理学虽试图划清与道家的界限，也还是不免吸纳了道家的思想理论与思维方法。宋明佛教特别是禅宗，不但大胆吸收了庄子思想，还积极参与了阐释庄子思想的活动。宋明道教以其与道家的独特关系，对庄子学贡献甚大，许多道教学者都撰有庄子学专著，如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等。
清代庄子学结合了义理阐释与文章学研究两方面，如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等，取得了很大成绩。乾嘉之后的庄子学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又大量引进了训诂、考据等方法，如卢文昭《庄子音义考证》、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孙诒让《庄子札迻》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晚清还出现了一些集合众家研究成果的著作，如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皆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受到种种冲击之后，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新兴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学者，因此近代庄子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以传统的训诂校勘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马叙伦《庄子义证》、刘文典《庄子补正》、王叔岷《庄子校释》、胡远溶《庄子诠诂》、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杨树达《庄子拾遗》等；另一种则吸收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成果进行新的阐释，如苏甲荣《庄子哲学》、郎擎霄《庄子学案》、叶国庆《庄子研究》等，为庄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书《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5月重印《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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