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目 录内容简介
一、庄子其人
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长时间少有人问津，以致家世渊源、师承关系、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在战国时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评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评论留传下来，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后世了解庄子，主要是通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庄子》一书。《列传》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但目前看来，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则大部分要来源于《庄子》一书。
庄子姓庄，名周，除去《汉书》为避汉明帝之讳而有时称其为“严周”外，世人皆称其为庄子或庄周。但是庄子的字却直至很晚才出现，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姓庄，名周”下注目：“太史公云：‘字子休。’”但现在所见《史记》中，并无此说。此外，唐成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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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长时间少有人问津，以致家世渊源、师承关系、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在战国时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评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评论留传下来，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后世了解庄子，主要是通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庄子》一书。《列传》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但目前看来，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则大部分要来源于《庄子》一书。
庄子姓庄，名周，除去《汉书》为避汉明帝之讳而有时称其为“严周”外，世人皆称其为庄子或庄周。但是庄子的字却直至很晚才出现，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姓庄，名周”下注目：“太史公云：‘字子休。’”但现在所见《史记》中，并无此说。此外，唐成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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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内容简介
内篇
逍遥游
齐物论
养生主
人间世
德充符
大宗师
应帝王
外篇
骈拇
马蹄
肱箧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运
刻意
缮性
秋水
至乐
达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杂篇
庚桑楚
徐无鬼
则阳
外物
寓言
让王
盗跖
说剑
渔父
列御寇
天下
^ 收 起
逍遥游
齐物论
养生主
人间世
德充符
大宗师
应帝王
外篇
骈拇
马蹄
肱箧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运
刻意
缮性
秋水
至乐
达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杂篇
庚桑楚
徐无鬼
则阳
外物
寓言
让王
盗跖
说剑
渔父
列御寇
天下
^ 收 起
目 录内容简介
一、庄子其人
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长时间少有人问津，以致家世渊源、师承关系、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在战国时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评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评论留传下来，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后世了解庄子，主要是通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庄子》一书。《列传》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但目前看来，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则大部分要来源于《庄子》一书。
庄子姓庄，名周，除去《汉书》为避汉明帝之讳而有时称其为“严周”外，世人皆称其为庄子或庄周。但是庄子的字却直至很晚才出现，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姓庄，名周”下注目：“太史公云：‘字子休。’”但现在所见《史记》中，并无此说。此外，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司马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也提到庄子字子休。可见，庄子字子休的说法大约到唐代才出现或流行开来，但就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这种说法的依据还不得而知。至于庄子正式号“南华真人”是始于唐玄宗，但梁代梁旷著《南华论》，以及唐初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中已经称其为“南华”。“南华”这一称号的来历说法不一，北宋陈景元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认为是取“离明英华”之义，清宣颖在《南华经解》中则认为是由于庄周曾隐于曹州的南华山之故。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庄子是“蒙人”，但他并未明指是何国之“蒙”。《庄子·列御寇》中说庄子居宋，汉人也一般认为庄子为宋人。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书·艺文志》“庄子”班固自注：“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吾宋人也，姓庄名周。”由于战国时的宋在汉代属梁，因此有的隋唐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便认为庄子为梁人，如《隋书·经籍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即有这样的说法。
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但其确切的生卒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确凿证据，已无法考证，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那么庄子应当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近人马叙伦《庄子年表》据《庄子》中对魏文侯、武侯都称谥号，对惠王则是先称其名，又称其为王，从而推断庄子出生于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也在惠王初年，这是很有道理的。
庄子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于是“士”这一阶层的人大量出现。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齐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无用”和贫困。《庄子》中描述他身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饿得形容枯槁，面孔黄瘦，受人讥嘲，有时甚至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还得向人借米；见魏王时，他也只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踏着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但《秋水》、《列御寇》中都曾描述他断然拒聘的故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曾记载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庄子却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虽然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庄子门徒为抬高庄子地位而杜撰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庄子超然世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风度，以及视富贵荣华如敝屣的生活态度。
庄子也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但决非出于他的主动选择，可能只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周尝为蒙漆园吏”，关于“漆园吏”的说法不一，据推测可能是专管种植漆树的小官。《庄子》书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产和使用，如《人间世》“漆可用，故割之”，《骈拇》“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此外，《庄子》书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值得注意，如《养生主》“庖丁解牛”，《人间世》“匠石之齐”，《达生》“梓庆削木为镰”等等，这说明庄子是比较熟悉当时下层工匠劳动情况的。
庄子向来认为“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因此与之来往的朋友极少，即使有门徒可能也数量不多，正如朱熹所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但也有例外，便是惠施，他可谓是庄子平生唯一的契友，《徐无鬼》中讲“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不禁感伤，以“匠石运斤”的故事表达自惠子死后，自己“无以为质”、“无与言之”的寂寞心情。妻子去世也要鼓盆而歌的庄子，却对惠子的死感到如此遗憾，足见二人情谊之深。但是庄子与惠施不仅在现实生活上存在距离，在学术观点上也相互对立，他们的友谊也是建立在多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上，这些辩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大而无用”（《逍遥游》）的争论、“人故无情”（《德充符》）的争论、濠梁“鱼之乐”（《秋水》）的争论。这些辩论对于理解庄子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他们在认识的态度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因此更富有艺术家的风貌，而惠子则偏于知识论的判断，因此带有更多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大体上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肱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他并非仅仅是对老子思想进行发挥，而是有其独自见解，并形成了其个性鲜明的哲学、艺术特色。
二、《庄子》其书
……
六、历代的庄子研究
战国时的荀子对庄子已有所批判，但却往往对庄子学说加以改造、发挥，以为己用。《吕氏春秋》对庄子思想和内容就多有引用，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刘安、司马迁都对庄子有所研究，秦汉辞赋、经学也都吸纳、改造了部分庄子思想，以为己用。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对庄子大加倡导，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庄子的思想行为为标榜。魏晋注《庄子》者甚多，郭象之前便有几十家，其中为世所重者有崔譔、向秀、司马彪、孟氏诸家的注和李颐的集解。郭象注则以其精纯而为世人所贵，流传至今，其馀诸人的注解，或佚失，或仅残存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和他书注文及类书之中。东晋南北朝佛教盛行，般若学与儒、道互相渗透，使此时的庄子学带有浓重的佛化色彩，许多名僧研究庄子思想，如慧远早年“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慧远传》），支遁作《逍遥论》等。东晋道教亦迅速发展，其理论往往通过改造、发展老庄思想而成，许多道教理论家对《庄子》进行了积极阐释，如葛洪曾著《修订庄子》十七卷，当是一部以道教理论来修正庄子学说的专著。
隋唐两代，道教地位陡然提高，尤其唐朝出于神化“李”姓的目的，对老子大加崇拜，这在唐玄宗时达到了高潮，他不仅大力提高老子的地位，也对其后继者庄子、列子大加推崇，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并在科举之中对道学加以重视，促成了唐代庄子学的盛行。隋唐两代，关于庄子的著作可以考知的有二十多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陆德明的音义和成玄英的疏。陆德明《庄子音义》三卷，广集并审订了汉魏六朝众多学者为《庄子》所作之音义，并于这些旧音义之外自作音义，可谓为汉魏以来所取得的治《庄》成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总结，许多宝贵的庄子研究资料因此而得以保存。唐初道士成玄英作《庄子注疏》，在继承郭象注的基础上，既吸取了佛教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承因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信仰，他从训释字词入手，进一步对语辞章句进行梳理贯通，弥补了郭象只重义理不重训释的不足，因此可谓是一部吸纳、融合魏晋六朝多种思想学术精华而又有所进益的著作。
宋明时期儒、道、佛三家并立而以儒为尊，故宋明庄子学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以儒评庄，引庄入儒是宋明两代庄子学的*特点。此外佛、道两家的学者也对庄子学贡献颇大。宋明时期重要的文入学者包括理学家，都对《庄子》进行过评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宋濂、杨慎、归有光、李卓吾、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等，其中王安石、苏轼对后世庄子学影响极大，而宋明理学虽试图划清与道家的界限，也还是不免吸纳了道家的思想理论与思维方法。宋明佛教特别是禅宗，不但大胆吸收了庄子思想，还积极参与了阐释庄子思想的活动。宋明道教以其与道家的独特关系，对庄子学贡献甚大，许多道教学者都撰有庄子学专著，如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等。
清代庄子学结合了义理阐释与文章学研究两方面，如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等，取得了很大成绩。乾嘉之后的庄子学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又大量引进了训诂、考据等方法，如卢文昭《庄子音义考证》、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孙诒让《庄子札迻》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晚清还出现了一些集合众家研究成果的著作，如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皆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受到种种冲击之后，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新兴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学者，因此近代庄子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以传统的训诂校勘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马叙伦《庄子义证》、刘文典《庄子补正》、王叔岷《庄子校释》、胡远溶《庄子诠诂》、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杨树达《庄子拾遗》等；另一种则吸收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成果进行新的阐释，如苏甲荣《庄子哲学》、郎擎霄《庄子学案》、叶国庆《庄子研究》等，为庄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书《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5月重印《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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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也长时间少有人问津，以致家世渊源、师承关系、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在战国时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评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评论留传下来，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后世了解庄子，主要是通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庄子》一书。《列传》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但目前看来，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则大部分要来源于《庄子》一书。
庄子姓庄，名周，除去《汉书》为避汉明帝之讳而有时称其为“严周”外，世人皆称其为庄子或庄周。但是庄子的字却直至很晚才出现，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姓庄，名周”下注目：“太史公云：‘字子休。’”但现在所见《史记》中，并无此说。此外，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司马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也提到庄子字子休。可见，庄子字子休的说法大约到唐代才出现或流行开来，但就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这种说法的依据还不得而知。至于庄子正式号“南华真人”是始于唐玄宗，但梁代梁旷著《南华论》，以及唐初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中已经称其为“南华”。“南华”这一称号的来历说法不一，北宋陈景元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认为是取“离明英华”之义，清宣颖在《南华经解》中则认为是由于庄周曾隐于曹州的南华山之故。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庄子是“蒙人”，但他并未明指是何国之“蒙”。《庄子·列御寇》中说庄子居宋，汉人也一般认为庄子为宋人。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书·艺文志》“庄子”班固自注：“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吾宋人也，姓庄名周。”由于战国时的宋在汉代属梁，因此有的隋唐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便认为庄子为梁人，如《隋书·经籍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即有这样的说法。
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但其确切的生卒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确凿证据，已无法考证，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那么庄子应当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近人马叙伦《庄子年表》据《庄子》中对魏文侯、武侯都称谥号，对惠王则是先称其名，又称其为王，从而推断庄子出生于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也在惠王初年，这是很有道理的。
庄子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于是“士”这一阶层的人大量出现。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齐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无用”和贫困。《庄子》中描述他身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饿得形容枯槁，面孔黄瘦，受人讥嘲，有时甚至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还得向人借米；见魏王时，他也只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踏着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但《秋水》、《列御寇》中都曾描述他断然拒聘的故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曾记载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庄子却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虽然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庄子门徒为抬高庄子地位而杜撰的，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庄子超然世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风度，以及视富贵荣华如敝屣的生活态度。
庄子也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但决非出于他的主动选择，可能只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周尝为蒙漆园吏”，关于“漆园吏”的说法不一，据推测可能是专管种植漆树的小官。《庄子》书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产和使用，如《人间世》“漆可用，故割之”，《骈拇》“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此外，《庄子》书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值得注意，如《养生主》“庖丁解牛”，《人间世》“匠石之齐”，《达生》“梓庆削木为镰”等等，这说明庄子是比较熟悉当时下层工匠劳动情况的。
庄子向来认为“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因此与之来往的朋友极少，即使有门徒可能也数量不多，正如朱熹所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但也有例外，便是惠施，他可谓是庄子平生唯一的契友，《徐无鬼》中讲“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不禁感伤，以“匠石运斤”的故事表达自惠子死后，自己“无以为质”、“无与言之”的寂寞心情。妻子去世也要鼓盆而歌的庄子，却对惠子的死感到如此遗憾，足见二人情谊之深。但是庄子与惠施不仅在现实生活上存在距离，在学术观点上也相互对立，他们的友谊也是建立在多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上，这些辩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大而无用”（《逍遥游》）的争论、“人故无情”（《德充符》）的争论、濠梁“鱼之乐”（《秋水》）的争论。这些辩论对于理解庄子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他们在认识的态度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因此更富有艺术家的风貌，而惠子则偏于知识论的判断，因此带有更多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大体上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肱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他并非仅仅是对老子思想进行发挥，而是有其独自见解，并形成了其个性鲜明的哲学、艺术特色。
二、《庄子》其书
……
六、历代的庄子研究
战国时的荀子对庄子已有所批判，但却往往对庄子学说加以改造、发挥，以为己用。《吕氏春秋》对庄子思想和内容就多有引用，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刘安、司马迁都对庄子有所研究，秦汉辞赋、经学也都吸纳、改造了部分庄子思想，以为己用。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对庄子大加倡导，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庄子的思想行为为标榜。魏晋注《庄子》者甚多，郭象之前便有几十家，其中为世所重者有崔譔、向秀、司马彪、孟氏诸家的注和李颐的集解。郭象注则以其精纯而为世人所贵，流传至今，其馀诸人的注解，或佚失，或仅残存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和他书注文及类书之中。东晋南北朝佛教盛行，般若学与儒、道互相渗透，使此时的庄子学带有浓重的佛化色彩，许多名僧研究庄子思想，如慧远早年“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慧远传》），支遁作《逍遥论》等。东晋道教亦迅速发展，其理论往往通过改造、发展老庄思想而成，许多道教理论家对《庄子》进行了积极阐释，如葛洪曾著《修订庄子》十七卷，当是一部以道教理论来修正庄子学说的专著。
隋唐两代，道教地位陡然提高，尤其唐朝出于神化“李”姓的目的，对老子大加崇拜，这在唐玄宗时达到了高潮，他不仅大力提高老子的地位，也对其后继者庄子、列子大加推崇，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并在科举之中对道学加以重视，促成了唐代庄子学的盛行。隋唐两代，关于庄子的著作可以考知的有二十多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陆德明的音义和成玄英的疏。陆德明《庄子音义》三卷，广集并审订了汉魏六朝众多学者为《庄子》所作之音义，并于这些旧音义之外自作音义，可谓为汉魏以来所取得的治《庄》成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总结，许多宝贵的庄子研究资料因此而得以保存。唐初道士成玄英作《庄子注疏》，在继承郭象注的基础上，既吸取了佛教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承因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信仰，他从训释字词入手，进一步对语辞章句进行梳理贯通，弥补了郭象只重义理不重训释的不足，因此可谓是一部吸纳、融合魏晋六朝多种思想学术精华而又有所进益的著作。
宋明时期儒、道、佛三家并立而以儒为尊，故宋明庄子学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以儒评庄，引庄入儒是宋明两代庄子学的*特点。此外佛、道两家的学者也对庄子学贡献颇大。宋明时期重要的文入学者包括理学家，都对《庄子》进行过评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宋濂、杨慎、归有光、李卓吾、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等，其中王安石、苏轼对后世庄子学影响极大，而宋明理学虽试图划清与道家的界限，也还是不免吸纳了道家的思想理论与思维方法。宋明佛教特别是禅宗，不但大胆吸收了庄子思想，还积极参与了阐释庄子思想的活动。宋明道教以其与道家的独特关系，对庄子学贡献甚大，许多道教学者都撰有庄子学专著，如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等。
清代庄子学结合了义理阐释与文章学研究两方面，如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等，取得了很大成绩。乾嘉之后的庄子学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又大量引进了训诂、考据等方法，如卢文昭《庄子音义考证》、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孙诒让《庄子札迻》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晚清还出现了一些集合众家研究成果的著作，如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皆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受到种种冲击之后，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新兴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学者，因此近代庄子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以传统的训诂校勘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马叙伦《庄子义证》、刘文典《庄子补正》、王叔岷《庄子校释》、胡远溶《庄子诠诂》、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杨树达《庄子拾遗》等；另一种则吸收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成果进行新的阐释，如苏甲荣《庄子哲学》、郎擎霄《庄子学案》、叶国庆《庄子研究》等，为庄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书《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5月重印《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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