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精装）

　　增订本自序
　　自序
　　内篇
　　一、引言
　　二、章实斋与戴东原的初晤
　　三、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从清初到戴东原
　　四、章实斋的史学观点之建立
　　五、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
　　（一）“六经皆史”说发微
　　（二）“朱、陆异同”论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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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1930年生，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卡种。
　　    余英时作品系列：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方以智晚节考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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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作品系列：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精装）》则是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大转变，20世纪初年以来史学家先后已提出种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说法虽各有根据，但我始终觉得还有一个更关键性线索没有抓住。宋明理学和清代考证学同在儒学的整体传统之内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既然如此，这一转变必然另有内在的因素，绝不是仅仅从外缘方面所能解释得到家的。我在罗钦顺（1466-1547）的《困知记》中读到一段话，大意是说“性即理”和“心即理”的争辩已到了各执一词、互不相下的境地，如果真正要解决谁是谁非，最后只有“取证于经书”。我在这句话里看到了一隙之明：原来程、朱与陆、王之间在形而上学层面的争论，至此已山穷水尽，不能不回向双方都据以立说的原始经典。我由此而想到：为什么王阳明（1472-1529）为了和朱熹争论“格物”、“致知”的问题，最后必须诉诸《大学古本》，踏进了文本考订的领域？现代学者一致强调顾炎武（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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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订本自序
　　自序
　　内篇
　　一、引言
　　二、章实斋与戴东原的初晤
　　三、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从清初到戴东原
　　四、章实斋的史学观点之建立
　　五、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
　　（一）“六经皆史”说发微
　　（二）“朱、陆异同”论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义
　　六、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
　　（一）“博雅”与“成家”
　　（二）“狐狸”与“刺猬”
　　（三）有志闻道
　　（四）义理的偏爱
　　（五）考证的压力
　　（六）紧张心情下的谈论
　　（七）论学三阶段
　　（八）最后的归宿
　　七、后论
　　八、补论：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
　　外篇
　　一、戴震的《经考》与早期学术路向--兼论戴震与江永的关系
　　（一）《经考》与《经考附录》
　　（二）戴东原之早期学术路向
　　（三）戴东原与江慎修
　　二、戴东原与伊藤仁斋
　　三、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引言
　　（一）中国史学中的人文传统
　　（二）史学中言与事之合一
　　（三）笔削之义与一家之言
　　（四）结语
　　四、章实斋与童二树--一条史料的辩证
　　五、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
　　（一）引言
　　（二）宋明理学中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对立
　　（三）经典考证的兴起与儒学的转向
　　六、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一）为什么要重新解释清代思想史?
　　（二）宋代儒学及其内在问题
　　（三）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
　　（四）“经世致用”与颜李学派
　　（五）清代儒学的新动向--“道问学”的兴起
　　（六）经学考证及其思想背景
　　（七）戴东原和章实斋
　　（八）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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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1930年生，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卡种。
　　    余英时作品系列：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方以智晚节考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文化史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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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作品系列：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精装）》则是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大转变，20世纪初年以来史学家先后已提出种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说法虽各有根据，但我始终觉得还有一个更关键性线索没有抓住。宋明理学和清代考证学同在儒学的整体传统之内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既然如此，这一转变必然另有内在的因素，绝不是仅仅从外缘方面所能解释得到家的。我在罗钦顺（1466-1547）的《困知记》中读到一段话，大意是说“性即理”和“心即理”的争辩已到了各执一词、互不相下的境地，如果真正要解决谁是谁非，最后只有“取证于经书”。我在这句话里看到了一隙之明：原来程、朱与陆、王之间在形而上学层面的争论，至此已山穷水尽，不能不回向双方都据以立说的原始经典。我由此而想到：为什么王阳明（1472-1529）为了和朱熹争论“格物”、“致知”的问题，最后必须诉诸《大学古本》，踏进了文本考订的领域？现代学者一致强调顾炎武（1613--1682）“经学即理学”那句名言是乾、嘉经学家的指导原则，这自然是事实。但是我在方以智为《青原山志略》（1669年刊本）所写的《发凡》中，也发现了“藏理学于经学”一句话，和顾炎武的名言如出一口。这岂不说明：从理学转入经典考证是16、17世纪儒学内部的共同要求吗？这样的线索越积越多，我终于决定作一次系统的研究；《论戴震与章学诚》便是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这部书自1976年刊行以来，在明、清思想史的专门领域内曾引起了不少讨论，它的“内在理路”（“innerlogic”）研究法尤为聚讼的所在。这些讨论主要是在海外（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学术界进行的。为了澄清误解，我在1996年的增订本《自序》中作了一次较扼要的回应。我说明“内在理路”是相应于此书的特殊性质而采用的方法；我并不认为这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惟一途径。不过我深信，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完全撇开“内在理路”，终将如造宝塔而缺少塔顶，未能竟其全功。或者像程颢讥讽王安石“谈道”一样，不能“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而只是在塔外“说十三级塔上相轮”而已。现在三联书店将此书收入本”系列“之中，我盼望它能得到更多的新读者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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