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的第一大报上海《民立报》，逐日报道了相关方面对于这桩政治凶杀案的调查取证情况。
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晚上遇刺之后，“即有人往沪宁车站，即宋先生遇刺客地点察看情形，并访问站中人役。”
这里所说的“有人”，如果不是《民立报》直接派遣的调查记者，就是与《民立报》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侦探。这个人从沪宁车站站内酒吧的洋人服务员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当时刺客似不止一人，因上车前，宋先生与议员诸君聚谈于国会议员招待室，其时曾有三人频频在室外窥探，……”
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二天即3月21日，“又有某君就地察看，将当时情形绘入图中”。这位“某君”，既是国民党方面派遣的更加专业的职业侦探，同时也是《民立报》的资深记者。按照他的调查图示，宋教仁先与送行诸人在接待议员室谈话，等到将要开车时，拓鲁生、黄克强、陈策（勤宣）由正门出来，宋教仁与廖仲恺由偏门到售票室购票。五个人会合之后，按照拓鲁生第一，黄兴第二，陈策第三，宋教仁第四，廖仲恺第五的次序并排往剪票处走去。其中黄兴的背后“尚有一茶房跟随”，而且宋教仁的身子恰好比其他人落后了半步，这样就给凶手行刺提供了方便。凶手的第一枪“其声甚微”，当“同人方惊惶四望”时，中弹后的宋教仁先是在旁边的铁椅上靠了一下，然后便振作精神急忙赶往剪票处。正在不远处的月台上谈话的于右任和吴铁城，听到枪声急忙赶到宋教仁身边，宋教仁呼喊道：“我已中枪矣！”凶手见第一枪已经打中，便侧身向图示中的“未”点逃跑，逃跑途中又连放两枪。接下来，“某君”以记者身份表示说：“记者观察至（未）点处，颇滋疑窦，盖此处是铁栏，虽茶点处之旁有一小门，乃公司内之门，并非普通出入之门，何以凶手奔逃之至此，而其迹遂杳耶？”
上海地方检察厅对于宋教仁案的凶案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已经是案发第二天的下午：“地方检察厅，于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始得信，即以人至车站检查，同行者为检察官危道济、录事陶中牧、法医王长春，三人至站后，即与华站长袁某共同调查。”这次调查得出的初步判断是：
其一，凶手行刺时，距离被刺者仅数步，必其面目无多人认识。
其二，以素不相识之人，行此极残忍之事，必非宿怨私仇。
其三，刺客一枪后，即匍匐于地，再左右连放两枪，以拒捕者，必系行刺之老手。
其四，就行刺时情形，刺客举止甚是从容，其旁必尚有同党。
其五，刺客行刺后，尚携其手枪以逃，不畏累赘，必其附近有机关部或接应之人。
根据以上五点，危道济等人给出的结论是：该案是“为人买通行刺，故就性质而论，破案获凶或非难事也。”
当年的沪宁火车站由中英双方共同管理经营。危道济等人询问沪宁火车站的中方站长“袁某”，宋教仁遇刺时有没有巡警在场？“袁某”回答说：“事出后即通电话至闸北警局，乃该局答称非其权力所及，继又通电至总巡捕房，至二十分钟后，曾派包探至站。”
3月24日，《民立报》报道了上海地方检察厅在宋教仁去世之后进行的医疗调查：“二十三日午后一时后，上海地方检察官王言纶同录事黄君、译员蒋君及检验吏，前至医院，又王长春君等亦继至，验视一周，又赴西医克尔品处，取医生之伤证事一通。”
由主治医生克尔品出具的医检报告介绍说，他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医院第一次见到宋教仁的时间，是3月20日晚上的11时15分。他通过剖腹手术为宋教仁取出子弹时，宋教仁的几个朋友都在场。第二天下午2时，他又主刀为宋教仁做了肠道缝补手术。到了3月22日早晨5时，宋教仁已经疼痛而死。“总之，宋君身体素来强健过人，可决其别无他病，确系因受枪弹，伤及小腹及大肠而死。又验视所中之枪弹，乃由后面平侧经过腰际方达腹部，此种枪弹，乃系极新式之手枪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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