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社会

　　第一部分  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变迁
　　苏格兰的女性与猎巫运动/[英]朱利安·古德尔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1590—1690年间北格洛斯特郡的死亡、仪式与社会  组织/[美]丹尼尔·C.比弗
　　18世纪伦敦的男性荣誉与公共暴力的减少/[英]罗伯特·舒梅克
　　第二部分  近代早期的欧洲家庭
　　反思国家——近代早期托斯卡纳的家庭策略/[美]乔瓦纳·贝纳杜西
　　《帕梅拉》中的“家庭”与“朋友”——18世纪英格兰家庭史个案研究/[英]瑙米·特德莫尔
　　18世纪英格兰的家户式家庭概念/[英]瑙米·特德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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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刚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在欧洲执教和研究多年。著有《唐代藩镇研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佛学与隋唐社会》、《中西文化关系史》、《中国家庭史》等。曾主编《中国社会历史》、《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2007）、北京市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2008）、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6）、中华优秀图书奖（2008）等。

　　    《家庭与社会（清华史学译丛）》收录的十篇译文出自英语世界不同地区的作者之手，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的六篇文章是西方学者对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和家庭的研究，共同表现出对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被过度社会科学化局面的反拨，回归历史叙述的视角。同时非常注重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定位一个局部或具体事件的意义，而社会变迁本身也一致被理解为一个政治、经济、宗教、知识、群体活动、个体意识等各种因素相互纠结的网状结构。简而言之，这些作品都体现出l 99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新文化史”视野对社会史研究的新影响。第三部分收录的四篇文章为西方学者或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采用西方社会史研究中已被认可的思路或观点的同时，试图对其在中国历史语境下的有效性进行修正或补充。因此，这些文章在传达海外汉学研究基本面貌和为中国学者提供视野性和理论性启发的同时，也很好地诠释了新文化史的基本精神——没有可供教条主义式套用的普适性理论和结论。

　　第一部分  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变迁
　　苏格兰的女性与猎巫运动/[英]朱利安·古德尔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1590—1690年间北格洛斯特郡的死亡、仪式与社会  组织/[美]丹尼尔·C.比弗
　　18世纪伦敦的男性荣誉与公共暴力的减少/[英]罗伯特·舒梅克
　　第二部分  近代早期的欧洲家庭
　　反思国家——近代早期托斯卡纳的家庭策略/[美]乔瓦纳·贝纳杜西
　　《帕梅拉》中的“家庭”与“朋友”——18世纪英格兰家庭史个案研究/[英]瑙米·特德莫尔
　　18世纪英格兰的家户式家庭概念/[英]瑙米·特德莫尔
　　第三部分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社会
　　流寓策略中的家族、同乡和身份力体联系——1230—1330年间蒙古人入侵和四川精英的流徙/  [美]保罗·J.史密斯
　　婚姻中的乾坤倒置——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泼悍之妇与惧内之夫的形象/[美]囯燕娜
　　女性之手——刺绣，明清至民初女子的日常学问/[加]方秀洁
　　索引一：参考文献作者
　　索引二：西文期刊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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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刚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在欧洲执教和研究多年。著有《唐代藩镇研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佛学与隋唐社会》、《中西文化关系史》、《中国家庭史》等。曾主编《中国社会历史》、《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2007）、北京市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2008）、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6）、中华优秀图书奖（2008）等。

　　    《家庭与社会（清华史学译丛）》收录的十篇译文出自英语世界不同地区的作者之手，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的六篇文章是西方学者对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和家庭的研究，共同表现出对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被过度社会科学化局面的反拨，回归历史叙述的视角。同时非常注重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定位一个局部或具体事件的意义，而社会变迁本身也一致被理解为一个政治、经济、宗教、知识、群体活动、个体意识等各种因素相互纠结的网状结构。简而言之，这些作品都体现出l 99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新文化史”视野对社会史研究的新影响。第三部分收录的四篇文章为西方学者或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采用西方社会史研究中已被认可的思路或观点的同时，试图对其在中国历史语境下的有效性进行修正或补充。因此，这些文章在传达海外汉学研究基本面貌和为中国学者提供视野性和理论性启发的同时，也很好地诠释了新文化史的基本精神——没有可供教条主义式套用的普适性理论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