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新论

　　自序
　　第一章 晚清政治与政局
　　第一节 黄爵滋禁烟奏疏平议
　　一 困惑
　　二 探微
　　三 刍议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后清统治集团禁烟方针的错位
　　一 清统治集团禁烟方针的三次错位
　　二 清统治集团禁烟方针错位的原因
　　第三节 辛酉政变与正统皇权思想
　　一 传统观点的缺憾
　　二 代子钤印 无异垂帘
　　三 正统皇权思想不可低估
　　四 余论
　　第四节 晚清论驳上谕风潮
　　一 劝善规过 未逾雷池
　　二 阶级之争 初露端倪
　　三 风潮缘因变局起
　　四 偶然与必然
　　第五节 帝党、后党及战和问题
　　一 甲午战争期间是否已经形成帝后两党
　　二 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辨析
　　三 结论
　　第六节 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探因
　　一 总理衙门的弊端
　　二 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的原因
　　第七节 安庆起义与晚清政局
　　一 “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二 “朝廷怵于俄国之内讧，复谋改革自救”
　　第二章 清廷的对外态度及外交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与对外交涉
　　一 清政府对中外关系及战后局势的认识
　　二 对外交涉的指导思想及应付局势的最初措施
　　三 清政府对外交涉的实践
　　第二节 19世纪40年代清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一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与初始内容
　　二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高与升华
　　三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历史与现实动因
　　四 余论
　　第三节 英军退还舟山与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
　　一 是谁最先提出在华势力范围的要求
　　二 英军退还舟山与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
　　第四节 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
　　一 扑朔迷离 众说纷纭
　　二 侵略者的自供最真实
　　三 是借口还是原因
　　四 结论
　　第五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交涉四题
　　一 关于清帝谕旨问题
　　二 关于外国使馆馆址问题
　　三 关于与“夷人”交接问题
　　四 关于呈递国书问题
　　第六节 《苏报》案中外交涉再探讨
　　一 《苏报》案的中外交涉过程
　　二 《苏报》案与列强侵夺中国司法主权
　　三 《苏报》案中列强态度的分析
　　四 余论
　　第三章 清廷的预备立宪与政局
　　第一节 清统治集团君主立宪论
　　一 无奈的抉择
　　二 是否仿行君主立宪政体的问题
　　三 是否实行责任内阁的问题
　　四 仿行君宪政体是否需要预备及其迟速问题
　　五 君主立宪政体的分歧与权力之争
　　六 是改革自救 还是骗局
　　第二节 清统治集团的君主立宪论与晚清政局
　　一 不同的君宪论对政局的不同影响
　　二 晚清政局愈加混乱
　　三 余论
　　第三节 清廷缩改预备立宪时间正误
　　第四节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中的立宪派
　　一 立宪派初登历史舞台
　　二 “资政院为上下议院之基础”
　　三 “议员是各种社会的代表”
　　四 立宪派的策略与妥协
　　五 历史的局限
　　六 地位与作用
　　第四章 中外礼仪之争与跪拜礼仪的废除
　　第一节 天朝中心论与跪拜礼仪
　　一 中国社会内部历史因素的综合凝结
　　二 国际层面的原因
　　三 “以尻著踵”的安坐与跪拜礼仪
　　第二节 同治朝觐见礼仪的解决及现实思考
　　一 漫长等待和交涉后的短暂觐见
　　二 谁是外交礼仪之争的胜利者?
　　三 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思考
　　第三节 戊戌时期清廷觐见礼仪的改革
　　一 传统礼制冰山的消解
　　二 传统观念与现实要求
　　三 与世界外交礼仪接轨的大胆尝试
　　四 余论
　　第四节 中国跪拜礼仪的废除
　　一 外部的楔子
　　二 内部的反思
　　三 政权的力量
　　第五章 清廷的洋务运动与财政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清廷传统军政矿厂政策
　　一 洋务运动的兴起
　　二 洋务企业的经营方式
　　三 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关系
　　四 洋务派同顽固派的争论
　　五 余论
　　第二节 清廷财政的三次危机
　　第三节 武昌起义与清廷财政的崩溃
　　一 武昌起义引发金融恐慌
　　二 清廷应付财政危机的开源与节流
　　第四节 辛亥年清廷财政崩溃的原因
　　一 晚清财政的半殖民地性质
　　二 地方督抚把持地方财政

　　    王开玺，1949年10月生，汉族，河北省辛集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77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毕业，1989年7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尤致力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出版有《南国风烟》、《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通鉴·道光卷》（合著）等著作。发表论文60余篇。

　　    拙稿中对于史学界中流行、或曾经流行过的一些学术观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于此亦需作几点说明：
　　    第一，笔者对于一些学术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决无丝毫对其原作者的不敬。我深知，我是在前人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新观点”，没有他们以前的“旧”，根本不可能有自己今日的“新”。
　　    第二，每一个人的时间与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精，事事通。就某一个人而言，无论其如何博闻强记，思精虑深，都会有其知识的弱项或盲点。如果说本拙稿中还确有一些可称之为“新”的地方，只能说自己在这一个点上有所得，自己的知识盲点可能比别人更多，只是还未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已。
　　    第三，笔者学术上的“新”，无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千虑一得”。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理所当然地应比前人看得远些。这只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却未必是历史的必然，对于笔者这样的“不才”，尤其是这样。站得高，看得远，首先要知道何处才是真正的学术制高点，而不至于站在次高点或者低矮处，却仍在盲目地沾沾自喜。其次，要有不畏艰难，奋力攀登的精神，才有可能切切实实地站在了高处。最后，还要有较强的眼力，有科学的方法，否则难免“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之讥。
　　    “观点新”与“基础实”的统一，是笔者以前、现在习史治学的“目标”，更是自己将来追求的“鹄的”。但愿天不负我，别让我离这一目标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