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 （2月23日）生于新会县南西江入海口半岛上的熊子乡茶坑村。祖父名维清，字镜泉，秀才，为县学教谕。父名宝瑛，字莲涧，科名不得志，教读乡里。
梁启超幼从家庭及城乡多师受学，6岁读毕《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自称“自十七岁颇有术于中外强弱之迹”（《适可斋记言记行·序》）。光绪十四年（1888）起，肄业于广州学海堂（道光四年两广总督阮元所建立），仍为乾嘉以来正统派“汉学”及词章之学。光绪十六年中举人。此年秋，他和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同奉南海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三十自述》）。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梁启超从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西学乃至佛学，思想为之一变。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启超并参与校勘、分纂。
在文学创作上，梁启超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他都写过，而以散文为大宗。他“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幼学为文，学晚汉魏晋”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新文体“，对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王韬以来散文社会化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散文可分政论、传记、杂文三大类。政论如《变法通议》、《排外平议》、《新民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等，都是现实政治、社会的产物，或为原则议论，或为具体事论，务于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现实和历史意义，有思想认识价值。他的传记文，长短大小不一，作风亦多变化。有些略似旧史传，如《殉难六烈士传》（《戊戌政变记》），叙事谨严，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有形象性，代表其早期传记文风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作《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即《李鸿章传》和《南海先生传》，自觉地改革中国传统的史传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并溯源于《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强调写传记写得象其为人，注重传记的历史性，要求符合历史的实际，写出真实的历史。他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实际都是写一个时期的历史。他还写了大量杂文。这些杂文，内容形式多种多样，篇幅较小，难以分类。光绪二十五年（1899）作的《自由书》，成于”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则是读书笔记或随感录之类，是最初一本杂文集。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清议报》出版100期，他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其中说：“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这三篇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篇幅较长，亦属杂文一类。它们都不是通常的政论文，而只是以政论的内容，出之以特殊的形式，指出现象，提出问题，发为感慨，振奋人心。最突出的是《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富有朝气的精神作用，振奋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和日益衰颓的人心；不嫌重叠堆砌，反复强调，多用譬喻，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打破一切格式，运用各种手段，力求表达一事一理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才华横溢，气势奔放，感情充沛，语言丰富，有强烈的鼓动性，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他充分发挥了散文宣传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叠累赘的缺点，过于疏展铺陈，但就形式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是代表散文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梁启超作诗较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今存古近体诗 360多首，词60多首。他热心提倡“诗界革命”，但并不以诗人自命，而以余事为诗。《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太平洋遇雨》、《澳亚归舟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爱国歌四章》等等，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富有自豪感和积极乐观、献身革命的精神，歌颂新天地、新思想、新文化，突出地歌颂爱国主义，有进步意义和认识意义。作品表现了自己诗论的特点，即旧风格含新意境，亦不排斥新名词。一般热情奔放，直抒胸臆，朴实晓畅，格调妥当，足称一种“新派诗”。他自认“诗半旧”，亦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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