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失落民间的相册，引发了摄影界、学术界的无尽话题，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生动标本。
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连续六十二年的留影，从1907年到1968年，福州的叶景吕先生从二十七岁到八十八岁，每年一张，一张不少，整整六十二张，还有他1901年单独的照片，及1906年的结婚照、结婚四十年和六十年时和夫人的合影。每张照片下面或上面都有他亲笔所写的拍摄时间、当年的年龄及家庭、国家大事等。从一张清朝的长发蓄辫到民国的长袍马褂，一直到新中国的列宁装，照片的主人公也从英姿勃发的青年变成了矍铄老者。一张张照片，忠实记录了这位同胞从风华正茂走向人生暮年的完整过程。
一年一照，是人生的仪式。一站一坐，年度交替，是主人公的生活方式。六十几张照片，叶景吕的目光始终淡定从容。他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大起大落，但他对世间的勇怯强弱、进退疾徐洞若观火。正是这种内心的充盈和强大，人格的独立和坚定，才造就了表面上一如既往的恬淡与笃定。他的一生，没有奇迹，也从无荒诞，点点滴滴，时时刻刻，让身边人都享受着与他共处的阳光与温情。
“叶先生安息四十年后，我偶遇了他，不惑之年的我，也重新认知了自己和生活。”对这套照片做出详尽考证工作的收藏家仝冰雪说。
肖逢先生的“私人编年史”进入到1998年，以兼并、破产为主要方式的国企改革“攻坚”阶段，在这一年的搏杀尤其惨烈。他所在的钢铁厂也没有逃过这一劫，并上演了一出悲剧：“我去了车站，看见全厂大部分职工和家属以及很多周边居民聚集在铁路两旁。路基下，武警部队陆续开来，本地警方在维持着秩序，一些工人和家属给现场的人们送来开水。停止行驶的列车没有开门，旅客们很平静地看着外面这沉重的一幕。没有人来协调劝解铁路上的人们散去，等到武警部队集结布置完成，指挥的高音喇叭响起，我们不愿看见的事终于发生了……当天晚些时候，铁路恢复了通行。”
前不久，我参加杨葵老师的新书《过得去》读者见面会。他当年编辑的《哈佛女孩刘亦婷》正版销量将近二百万册。那个年代，中国家长望子成龙之切，让我突然联想到肖逢老师文章中的一段话：“破产后的厂里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孩子们读书普遍用功了。重工业职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数子弟校的教学水平比不上地方，加上厂里劳动密集型的用工机制能完全解决子女的就业，读大学本不是必须的选择。也许是破产和“铁路事件”给所有人都烙下太深刻的伤痛印记，促使孩子也懂事了很多……”
《北京四中》一文，是诗人北岛的个人回忆录。“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过后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经历了两年的荒诞岁月后，他们又被裹入“上山下乡”的洪流，“北京火车站成了我们后的课堂，新的一课是告别”。
《联大八年》是上下两册旧书，由西南联大的一个学生社团“除夕社”所编，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出版。六十年前西南联大学生记录下的一百零二位教授，应该是“原生态”的西南联大研究资料了。
对于研究回顾西南联大来说，这两册小书是珍贵的史料。收藏此书的张家荣老师说出对其的观感：
一是真实的教授。这些教授走着坐着、笑着骂着，支持或反对，学问或者政治，都在学生的面前一一展现，令人感佩。
二是真实的文字。虽是联大教授的小传，但应当是我看过有趣也是好的人物小传（所见有限），不是新八股，没有ABC，没有一二三，感性文字，感性人物。里面的人物以细节示人，使人的形象一下子就出来了，与当下介绍人或者名人的方式有很大不同，稍稍对比一下就发现了。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写？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三是真敢写。写这些教授小传的多为学生，有的很言辞很激烈，有的还用不断的反问，有的很冷静，有的很幽默，不但语言风格不同，而且里面人物风格和政治观点也不同（他们居然都能很好地相处）。还让人有点感慨的是，这些“同学”所写的教授，有的还是当权的人士，喜笑怒骂，居然不“害怕”报复。
四是编者的执着。这两种小册子印制恶劣，错字漏字不少，字迹模糊，纸张也很差，看不清楚，为了录下来，我连猜带蒙，费了不少时间，大致也就是目前这个样子了。但是当看完《后记》的时候，就会由衷地佩服编印者，并向他们致敬。
“那部分‘联大精神’失掉，实在太可惜了。”他说。
仓央嘉措活佛的诗如今风行坊间。而在《仓央嘉措圣歌七十首》的译者龙冬先生看来，“从历史背景和他生活信仰中剥离出来的仓央嘉措，已经变成一个‘情圣’了。这是对他的误读”，“仓央嘉措同他的作品，是现实、历史、文献、愤怒、沉痛、讽刺、隐喻、批判、孤独、压抑、冤屈、厌世、反抗、沉郁、缅怀、坚韧、信仰、感悟、意念、叛逆、理想、矛盾、宿命、率真、早熟、敏锐、豪放、焦虑、敏感、慈悲、预言。他无所不包，唯独不是一个‘情圣’”。
本辑藏书票为李晨老师绘制《鲁迅与他笔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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