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在作者于1986车出版的《语义学导论》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原来的《语义学导论》，是一本不成熟的、比较浅显的小书。因此早在1986年它刚一出版作者第1次捧到样书时，就有了一旦条件成熟作者要大大修改它的想法。但是，作者写《语义学导论》又是认真慎重、字斟句酌的，那本书的基本观点与思路、那本书的框架、那本书的大小标题乃至文字和例子，有不少作者至今仍然认为是对的、可取的。只要它们对、可取，作者就保留下来，作为新书的基础。
作者这次写《汉语语义学》，不是把重点放在保留《导论》的什么上，而是把功夫用在对《导论》做出尽可能多的补充，进行反复的修改并进而做一些尝试上。这些努力集中表现在作者想试着为建立汉语语义学做一点准备。从作者开始研究现代语义学起，作者就在把语义学的理论、方法与汉语结合起来这一环上下功夫。这在《语义学导论》中已经表现出来了，可是在那本书里结合得还不够，还很浅。这一次写书，作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
一、要把国外现代语义学与汉语结合起来，根本的一点，是要把现代语义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汉语语义方面的材料与实践结合起来。在这里，与汉语信息处理的研究相结合特别重要。因为汉语信息处理不可能坐等国外的成果，必须由作者们自己解决汉语语义的问题。它要求新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它不但要求借鉴，还特别需要创新；它对有关的语义研究的成果，进行大面积的严格的检验。近几年来，作者参加了汉语信息处理的科研工作，有不少初步的心得与体会。经过整理，作者都写进书里。
二、研究现代语义学不应割断历史，而是应该尽量从传统语义学和训诂学中吸取营养。传统语义学虽然也起源于国外，但作者国学者利用它研究汉语的时间已经比较久了，这次写书作者注意更多地吸取一些这方面的成果。至于训诂学，那是作者们的一大优势。作者对训诂学懂得不多，但作者是很重视作者国训诂学这个宝库的，本书很注意从这个方面吸取养分。
三、目前国外学者研究现代语义学只限于对现代语言的描写，在现代语义学还不成熟时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作者这本书的研究重点就是现代汉语。可是现代汉语语义是古代汉语语义的延续而现代汉语语义本身也在不停地演变。因此这次写书也适当涉及古代汉语，讲一讲汉语语义的演变。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要适用于对语言的共时研究，也应适用于历时研究，并在历时研究中再次检验它们、丰富它们。
四、要做到以上三点，只靠国外现代语义学现有的理论和方法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这时，作者总是十分慎重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办法。作者提自己的见解和办法时，都以尽可能多的汉语材料为依据。
尽管作者做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努力，但远不能说本书已经把现代语义学和汉语结合起来了。建立汉语语义学不是作者一个人，更不是作者目前的水平所能做到的。它需要我国所有从事语义研究的人长期的努力，也包括海外从事汉语语义研究同行的努力。
为了写这本书，作者参考、查阅了国内外不少有关的著作、论文和工具书。从中吸取了许多观点、见解和材料。作者在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和科研活动中，在语义和与语义有关的问题上，曾经得到语言学界和信息处理界不少专家、同行的热情帮助，受到他们的启发，获益良多。作者在这里虽然无法列举，但是却应表达作者对他们由衷的谢意。作者在教学中接触的同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提到过一些对作者很有启发的语义现象和见解，也在此向他们致谢。作者十分感谢邢公畹老师对作者从事汉语语义研究所给予的教导与勉励，非常感谢陈力为先生、董振东先生对作者参加信息处理科研工作给予的指导与帮助。作者还要感谢写这本书时叶蜚声教授自始至终给予的关心与鼓励。感谢他仔细地审阅了全部书稿并为书写了序。感谢唐作藩教授认真审阅了第十三章的书稿。现在出版一部教材、学术著作是不容易的，作者要向北京大学出版社，向本书的责任编辑梁惠陵同志深表谢意，是他们的努力使得这本书能够和读者见面。
早在1986年下半年。作者就开始为写本书做一些准备工作。1988年11月初动笔，1990年9月完稿。这以后又做了不小的修改和补充，最后的书稿是1991年6月完成的。这本书的内容，作者曾作为讲稿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试用过两次，一次是1988年给研究生讲，一次是1990年给本科生讲。
现代语义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变化很快，涉及的面很广。作者的水平有限、书中肯定有疏漏、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渴望读者批评指教。
这部书的书名叫《汉语语义学》，只是指出作为教材它的性质与方向是汉语语义学，不是从它的水平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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