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学东渐以后，有识之士，受西洋学术之滋润与启迪，突破清学藩篱，学术视野更宽阔，治学方法更先进，融合了东西优秀文化，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之前驱，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本《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之写作，有如下数义：
（一）《学记》共载十二位国学大师，按其生平，分三部分编排。上编：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炳麟、士钊为结拜兄弟，炳麟（字枚叔）与师培（字申叔）合称“二叔”，黄侃拜炳麟、师培为师。中编：柳诒征、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诒征与陈垣有“南柳北陈”之称，陈垣与寅恪合称“二陈”，香港严耕望推崇思勉、钱穆（通史）、寅恪、陈垣（专史）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下编：章钰、卢弼、张舜徽。我亲见章钰校书磨穿之石砚，亲闻卢弼述着书之苦，张舜徽提倡通学与我意合。
（二）现代国学大师不止十二人。《学记》只选我稍有研究的十二人进行介绍。每人一篇，不蹈空言，不因成说，取其一事或一书（章士钊三“指要”重点评《柳文指要》；柳诒征三部书，重点评《中国文化史》），详加论述。用材料说话，从大量的材料中，显现十二位大师的学术风貌与学术价值。
（三）章炳麟、章士钊、柳诒征、吕思勉、陈寅恪五人有附录，与正文参证互补。
（四）《学记》独抒心得，避免与时人文章重复。如陈垣、陈寅恪等之生平，谈者已多，《学记》从简；章钰、卢弼等之生平，言者尚少，《学记》稍详。又如：香港区志坚撰《历史教科书与民族国家形象的营造：柳诒征〈历代史略〉去取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内容》，已在《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发表（冬青书屋同学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2003）《学记》不再引用以省篇幅。
（五）《学记》不仅揭示大师们的学术业绩，并表彰其爱国情操。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时期及抗日战争前期，两次热衷讲学，意在呼唤民众的民族大义。晚年由尊经转向重史，“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
（六）今人多谈陈寅恪以诗正史，以唐诗正史言，清末刘师培已发表《读全唐诗发微》，远在寅恪经营《元白诗笺证稿》之前；以遗明民诗证史言，抗日战争期间邓之诚已经营《清诗纪事初编》亦在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之前。学界尊寅恪是也；而不知师培、忽视之诚，误矣。《学记》榷论三人以诗正史，庶几无偏。
（七）《学记》各篇，不拘一格。黄侃的《日记》，本不是公开供大家阅读的，其言无矫饰。《日记》中对刘师培的回护，对陈汉章的怜悯，出于肺腑，可为知人论世之助。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改题《自述》），当时要在群众中通过，所言只有谦抑，绝无虚夸。
（八）《学记》谨遵薪火相传之义，旨在从国学大师的治学方法中吸取营养，重在继承。对其不足之处，加以说明，使人理解。如邓之诚、陈寅恪对侯方域之评价不同，《学记》从邓、陈着书之时代背景予以解说，绝不同于苛求责备。
（九）《四部备要》注重实用，价廉易得，“可便学者研究国学之需”（陆费逵《增辑四部备要缘起》），对于初学，如雪中送炭，今日对此书，要以历史眼光评价。这套巨型丛书的辑校、监造人之功不可没，故略考高时显、丁辅之生平，作为《学记》附录。
（十）临文不讳《学记》对古今人物，一律称名。
以上十项，姑作“前言”以弁于《学记》之首，读者鉴之。
《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是一部记人述学之作，按年代先后逐次介绍了十二位现代国学大师，分别是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征、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钱穆、章钰、卢弼、张舜徽。他们俱是一代之巨擘，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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