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对汉字字体进行研究已长达数十年之久。他的《古代字体论稿》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的很多观点已成为后来文字学著作引证和立论的根据。在1978年再版的20年之后，1999年，启功先生再次对此书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北京师范大学李国英教授对记者说：“随着汉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字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字体问题在汉字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汉字字体的研究。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启功先生这部《论稿》会更加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同时，它又一次修订再版，也很好地满足了学术界研究的需求。”谈到这本书的写作缘起，米寿老人启功先生谈兴仍浓。他说：“汉字有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其字体演变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那时，我自己在写字、看书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比如大篆、小篆、籀文、隶书，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等等。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想把这些问题都记下来，所以1961年我开始写，在写的过程中，一个问题往往又会带出另一个问题，后来渐渐地，就形成了这本书。”“费了好大劲儿”的说法，是启功先生惯用的谦逊随和的表述，但这句话也恰恰透露了《古代字体论稿》一书的深厚功力。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含量极为丰富深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董琨说：“启功先生对汉字字体发展中种种缠杂不清、甚至相互抵牾的说法进行了逐一的清理，并且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套用一句老话，称得上是‘老吏断狱，铁案如山’。他是真正地把字体方面的很多问题搞清楚了。”《古代字体论稿》不仅廓清了很多复杂的学术问题，梳理了汉字字体的发展历史，同时，启功先生的治学方法也给后学带来了不少启示。董琨指出，启功先生的“实物与文献互证”的科学方法和他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以及他尊重前贤而不迷信成说的治学精神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正因为运用了科学的方法，所以启功先生能够得出带有科学预言性质的推论。例如，在六十年代初没有出土资料可以证明的情况下，他就推论秦代有汉隶样或接近汉隶样的文字，这一预言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得到了证实。淡泊谦逊的启功先生一再强调：“书无足论，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修订和补充，这里的材料没有什么遗漏和空白了。”的确，《古代字体论稿》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字体发展的文献资料。书中近百帧各历史时期的字体图版本身就是一幅美丽、形象的历史长卷。而最令启功先生欣慰的，就是那两种新出土的材料战国中山石刻和秦律简的补充。启功先生的字体研究和材料搜集工作成就斐然，其过程无疑是艰辛而寂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恩和教授倡言：“启功先生这部书虽名《古代字体论稿》，实应正名为《古代字体论纲》。因为在这部书中，启功先生实际上已经为‘汉字字体学’架构了体系，勾画了轮廓，指出了方向。他不是静态地说明大篆、小篆、隶书、八分等字体各是什么，而是动态地解释了这些字体的形成、发展和流变。同时，他结合时代、地域、作者、工具等诸多因素来考察字体的流变，很多问题言简意赅，点到为止。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都可以形成专著。这明，建立汉字字体学这一学科，已经具备基本条件了。”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也指出，《古代字体论稿》是一部汉字史的重要著作，也是一部书法学兼汉字学的论著。它提出了“字体”概念的多元内涵，将字体风格与字形结构一同纳入了汉字学的基础理论体系当中。她说：“字形结构是外部形式的问题，眼睛可以观察，分析容易操作，描述可以具体；而字体风格却是内在的问题，目治未能竭尽，很多因素的把握要凭心领神会，描述起来也难以具体，非有相当的识字、写字、观字、辨字的造诣，是难以做出可信服的结论的。启功先生不但是书法家，而且是书法学家，自然兼为文字学家，他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所总结的字体理论，是在考察了汉字发展史上诸多字体现象后总结出来的，又是凭着他书法家的眼光观察和体验出来的。”关于启功先生字体研究的丰富内涵，王宁教授总结说：“他的字体研究阐明了汉字字体演变的总规律，可以称作‘字体历史学’；同时他还论述了汉字字体分类和命名中的诸多现象，可以发展出一门‘字体分类学’；此外，他以汉字字体描述的方法，构建一套汉字字体描述的术语系，可以称为‘字体描述学’。所以，说《古代字体论稿》中包含着一整套科学的汉字字体学，是绝对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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