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制度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理清这一制度的内涵，对于深切领悟商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年代久远，史载多所不详，而有关的古文字资料又颇为艰涩难懂，如何正确解读这些传世文献之外的新材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深入研考的事情。故而想要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之上，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学术专题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属不易。鉴于上述情况，倘若能对该专题作出深入系统的考察，必然会推动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进展，也将有裨益于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所以，历来古史研究者对此学术专题均非常重视。
陈絮博士《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之上增订而成的。以李学勤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诸位专家所作的评语，从宏观上给了这篇论文一个综合性的评价，认为该文“对先秦史研究中一个传统而重要的课题——姓氏制度，作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索，利用材料比较全面丰富，方法多，角度广，涉及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领域，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论证有深度，在不少问题上有独到见解，较以往的研究均有不小的突破”。这一看法，我认为是客观的、妥帖的。近年来，陈絮博士在教学工作之余，认真考虑了诸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在资料方面以及具体论证上，又作了认真的修订与补充，文稿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调整，使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大而言之，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一是将论证重点放在有较大难度的学术问题上，如商代有无“姓”的观念，周代男子以“孙”相称的含义何在，周代“赐姓命氏”的来龙去脉，伯仲叔季排行及其所反映的周代宗族结构，东周时期传统姓氏制度的瓦解与新姓氏制度的形成等等。二是研究具有系统性，从晚商一直贯穿到战国、秦汉，既剖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姓氏制度的特点、形成基础，又能说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原因。这项工作，恰恰是以往研究中做得非常薄弱的。三是论述深入透彻，言必有据，不作泛泛之论。四则是努力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提倡，作者收集了多种尽可能收罗到的材料，包括古文献、古文字及考古发掘资料等，一一抉择，细细辨析，成功地将这些材料加以综合，使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这些资料作扎实考证的基础之上。
由于作者态度谨严，所用方法又较得当，故在不少重要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有所创获。这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肯定了史前时代“姓”初缘于血缘组织的标识符号，族居地之名可能是姓之主要来源，当时的姓会分化而产生新的姓。
2．细致、深入地论述了卜辞中“妇某”之“某”为父族族氏名号的看法；提出“多生”是“多甥”，亦包括多舅，乃商王族姻亲；认为商代禁婚组织是同一族氏，并不禁止同姓内婚。以上看法，以前学者未做过细致论证，本文所做之工作胜过前人。
3．对周代文献中有关姓的重要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如“庶姓”、“正姓”之内涵，男子称名中系之以“孙”的含义(认为表示宗子身份)等，特别是说明了伯仲叔季排行在维护宗族内部继承法则与等级制的作用，有较强的说服力。
4．详细考述了周代赐姓制与命氏制产生的原因与存在时间。所论亦多为前人所未及。
5．对周代后期随着封建社会解体而产生的姓、氏合一，姓氏平民化、全民化，庶民获得姓氏的途径等疑难问题，都做了精细的研究，论述颇有说服力。
总之，本书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重要而又有相当难度的学术专题做出了超过前人的工作。
《商周姓氏制度》一书，自撰写至今，算起来已有八九个年头。在此书稿即将付梓之际，一方面，要向作者表示祝贺。但于另一方面，我想作者也会有和我相似的感触，深知这些专题与先秦史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一样，都是相当复杂、艰深的。但凡不是一脚在外一脚在里，而是两脚都跨人先秦史研究宫殿内的同行，都会在研究过程中变得更加冷静、更加谦虚，明白我们现在所奉献的只是个人的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阶段性成果。相信作者能在书稿出版后注意倾听同行专家学者的意见，随时改订自己的某些认识。同时更加关注田野考古与各种古文字资料的新发现，使自己的学术思维能在不断吸纳新资料的过程中保持鲜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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