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日记

　　1966年初我由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贬至江苏省文联。数月后“文化大革命”起，不待省文联的群众揪斗，中国作协即已派人来将我“押解”回京，时为9月11日。从这天开始，整整七个年头，我被半幽禁在“牛棚”之中，每逢夜深人静时，便偷偷地写下简单的日记，以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数年来从未中断过。1973年我终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就在那段隐姓埋名的日子里，我又翻出了这些曾经冒着危险而写下来的日记，且珍惜地将它们一一整理成篇，共得十余册。
　　去年大女儿陈虹翻找书橱，发现了这摞年久发黄的日记本，如获至宝。她摘录出自赴京之日起至1972年春初次回南京探亲为止的这一部分内容，题为《牛棚日记》，建议发表。她坚持说，应该让后人看看中国的作家们在“文革”之中的悲惨遭遇，更何况它几乎可以视作为一部中国作家协会的“文革简史”，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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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初我由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贬至江苏省文联。数月后“文化大革命”起，不待省文联的群众揪斗，中国作协即已派人来将我“押解”回京，时为9月11日。从这天开始，整整七个年头，我被半幽禁在“牛棚”之中，每逢夜深人静时，便偷偷地写下简单的日记，以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数年来从未中断过。1973年我终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就在那段隐姓埋名的日子里，我又翻出了这些曾经冒着危险而写下来的日记，且珍惜地将它们一一整理成篇，共得十余册。
　　去年大女儿陈虹翻找书橱，发现了这摞年久发黄的日记本，如获至宝。她摘录出自赴京之日起至1972年春初次回南京探亲为止的这一部分内容，题为《牛棚日记》，建议发表。她坚持说，应该让后人看看中国的作家们在“文革”之中的悲惨遭遇，更何况它几乎可以视作为一部中国作家协会的“文革简史”，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然而杂志社却因稿件拥挤，尚不知何时才能与读者见面。我老矣，已是风烛残年，为此不能不预先写下这简短的前言，作为说明，以备日记发表之日刊于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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