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不久前，美国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课程都以鸦片战争第一声枪炮为开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1840年亦已成为评价国家过去历史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由于仅仅关注中国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挑战之回应的失败，中国自身内在的演化进程反而模糊不清。最近关于人口增长、商业化、手工业发展以及农业专门化的研究将帝制晚期静态经济的说法彻底打破。然而在政治领域，腐败的清帝国的幽灵铭刻在19世纪历史的编纂者心中，至今挥之不去。尽管我们不再说“不变的中国”（unchangingChina），然而理解早期中国近代化经验的范式依然薄弱。腐败的帝国，由于陈旧的思想传统而与革新相暌违。结果，我们常常忽视这一历程的复杂性，并没有去探求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衰落的真正根源。
这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它也探讨腐败，但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变革问题。满族统治的头一个世纪不仅是野蛮人接受中国统治模式之历史一页，它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对于潜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
清初改革的主要领域是财政政策。建立在中国早已存在的官僚政治基础之上，新的满族王朝倾力进行财政改革，以强化君主专制并加强中央集权政府的各项制度建设。他们将皇帝内府与国库分开，反映了内廷与外朝有着明晰的划分。为了加强臣民与统治者的直接联系，清统治者削弱了士绅和地方豪强的势力，这些人在前朝起调和作用但弱化了国家统治的权威。为了增加税收，清朝简化了赋税编审，田赋和人丁税合二为一。与此同时，清政府清楚地划分了属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赋税。他们建立了一整套奏销制度，监控收入的征收、使用，并保证中央政府对国家所有收入进行监督。
总而言之，这些措施构成了中国行政机构演化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然而，它们无法与内在薄弱的帝制晚期财政相抗争。腐败与逃税一直威胁着清初国家财政的稳定。17世纪、18世纪中国的统治者与同时代的欧洲君主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薄弱的农业财政基础；个人与国家收入界线模糊不清；在官僚体制内和体制外，激烈争夺有限的剩余产品。中国存在着一个成熟的官僚体制，加之满族王朝创立者的革新，他们要求地方财政管理者恪尽职守却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经费，这使解决上述问题的困难加剧。18世纪初中国改革家的伟大成就，在于创造了一套财政制度，它不仅能够满足传统政治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有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国家要求的财政制度。
这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它也探讨腐败，但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变革问题。满族统治的头一个世纪不仅是野蛮人接受中国统治模式之历史一页，它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对于潜在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
清初改革的主要领域是财政政策。建立在中国早已存在的官僚政治基础之上，新的满族王朝倾力进行财政改革，以强化君主专制并加强中央集权政府的各项制度建设。他们将皇帝内府与国库分开，反映了内廷与外朝有着明晰的划分。为了加强臣民与统治者的直接联系，清统治者削弱了士绅和地方豪强的势力，这些人在前朝起调和作用但弱化了国家统治的权威。为了增加税收，清朝简化了赋税编审，田赋和人丁税合二为一。与此同时，清政府清楚地划分了属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赋税。他们建立了一整套奏销制度，监控收入的征收、使用，并保证中央政府对国家所有收入进行监督。
总而言之，这些措施构成了中国行政机构演化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然而，它们无法与内在薄弱的帝制晚期财政相抗争。腐败与逃税一直威胁着清初国家财政的稳定。17世纪、18世纪中国的统治者与同时代的欧洲君主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薄弱的农业财政基础；个人与国家收入界线模糊不清；在官僚体制内和体制外，激烈争夺有限的剩余产品。中国存在着一个成熟的官僚体制，加之满族王朝创立者的革新，他们要求地方财政管理者恪尽职守却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经费，这使解决上述问题的困难加剧。18世纪初中国改革家的伟大成就，在于创造了一套财政制度，它不仅能够满足传统政治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有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国家要求的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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