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全宋笔记第1编（4）》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
其次，《全宋笔记第1编（4）》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全宋笔记第1编（4）》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
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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