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02年考取官派留学生，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两年后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后弃医从文，希望通过文艺来改变国民性。他开始在留日学生团体办的革命刊物上发表文章，其中《浙江潮》、《河南》上发表的多，《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均发表于斯。
1909年，鲁迅与其弟周作人一同翻译外国小说，并辑成《域外小说集》出版。此前，鲁迅还翻译了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这一时期的他热衷于“科学小说”，有意识地在同辈中传播西方思想，然而其文风仍然是“复古”的。这里所指的“复古”是指文体，而非“思想”。当时，在《浙江潮》、《河南》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仍然是文言作品，但已经具有了某些白话文的气息，可以看做是新文化运动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前兆。然而，相较同辈作品，鲁迅的文字要更具有“古意”，即便是翻译作品也概莫能外。实际上，对当时留学生影响大的翻译家主要有两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林琴南，二人都是以“文言”翻译外国作品。鲁迅曾回忆自己少年时偷读严复《天演论》（即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境况，钱玄同去日本时在舟中所读的便是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即小仲马《茶花女》），可见文言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力。鲁迅是一个对“文体”有强烈锻造能力的作家，对文章整体布局的审美、文风的一以贯之的把握都极高，这也可以理解他早期何以推崇“古风”。试看《月界旅行》的“辨言”，我们大致能够领略他“复古”的心迹：
在昔人智未辟，天然擅权，积山长波，皆足为阻。递有刳木剡木之智，乃胎交通；而桨而帆，日益衍进。惟遥望重洋，水天相接，则犹魄悸体栗，谢不敏也。既而驱铁使汽，车舰风驰，人治日张，天行自逊，五州同室，交贻文明，以成今日之世界。然造化不仁，限制是乐，山水之险，虽失其力，复有吸力空气，束缚群生，使难越雷池一步，以与诸星球人类相交际。
这篇《辨言》辞藻华丽，音韵铿锵，充满了古典主义的严整、对称之美，这种文风持续甚久，延续到另外两部译作《地底旅行》和《域外小说集》中，包括《坟》中的大量文章亦有此风。实际上，“复古”之于鲁迅，更大的影响在审美上，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木刻版画”、碑拓、金石的收藏，都可以看出这种“复古”的延续。他一丝不苟的摹写《三体石经尚书残字》、摹写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以及不遗余力地校勘《谢承后汉书》等古籍，都闪烁着“复古”色彩。
鲁迅结束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后前后在杭州、绍兴、南京、北京从事教育工作，这段时间他把不少业余时间放在充满“复古”色彩的校勘与资料收集上。直到1918年5月15日，他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他从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敲边鼓”的人物一下子上升成“主将”，且一发不可收。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等一系列白话文作品集纷纷出版，与他的杂文集一起构成其“创作大陆”的版块。
从《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开始，标志着鲁迅先生从“复古”走向“启蒙”。此后鲁迅与“新青年”同仁的交流非常密切，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都曾与鲁迅有过书面或面对面的交流，钱玄同更是经常去鲁迅住宅拜访，与之交谈到深夜。这时的鲁迅除了不断写文章，而且在大学兼任教职，甚至直接支持北京女师的学生风潮。这时候的鲁迅，无疑是新文化运动中冲在前面的旗帜之一。
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任教（此前离京至厦门），当年10月与女友许广平结缡于上海。到上海后，鲁迅基本上脱离了教育职业，而成为专职作家。此后十年，鲁迅都在上海度过，出版了大量作品。在上海时期，鲁迅不但办杂志，而且以“三闲书屋”名义搞出版，也推荐和引荐新人给出版社，帮助他们出版作品。这时候的鲁迅是“作家”和“出版人”的双重角色，以他为核心聚拢了一大批青年人，有作家、画家、出版人等，这个群体散发着浓厚的“启蒙气息”。在鲁迅先生的扶植之下，中国的新型木刻版画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何白涛、陈烟桥等一批木刻版画家。另外，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也在鲁迅的鼎力相助下出版，一时间红遍上海滩。
此外，鲁迅还与郑振铎合作编印了《十竹斋笺谱》、《北平笺谱》，从内至外无不萦回着古典主义气息。鲁迅的一生是勤谨的一生，他不断创作、翻译、编辑，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即便是生命最后的时刻，他依然为编印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而奔走。从鲁迅晚年的审美情趣，依旧可以看出“复古”留在他身上的气息，他编印的最后一部书——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名为“辨林”（主要译拉法格等人的文艺理论），下卷名为“藻林”（主要译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书籍的题名，分卷的题名都有着古代典籍“题名”的痕迹，这可看做是“复古”的最后一抹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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