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写的。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赵匡胤（宋太祖）禅代之前，涵盖历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学国学之所以要选读《资治通鉴》，我想首先是因为国学是有关本国固有文化的学术，而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史学发达堪称我国传统文化一大特色，故而人们谈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往往慨叹：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更何况二十四史之外，我国史学还有《资治通鉴》这样的宏制巨著。前贤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名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自序里曾说：“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现在所谓的博士课程中期考试只考一门课程——《资治通鉴》，试题都据该书内容拟出。
如上所说，我们国家的传统史学主要是政治史。当年《资治通鉴》尚在编修过程当中，宋神宗就为之制序说：“《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可见编撰意旨就在“以古为镜（鉴），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徵传》录唐太宗语）《资治通鉴》叙事自东周末年形成战国开始，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依时代先后列为十七个朝代纪，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还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把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因而使读者对国家兴衰隆替、治乱安危、成败得失能够一目了然。这些对于统治者当然是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对于其他有志创业和从事经营管理的人来说，这些经验在其事业的开创、困境的突破、成就的维持和局面的拓展等方面也都可以提供参考。
其实，历史的演进变化、盛衰成败对于人民大众来说也是重要的人文文化知识。《易经》彖辞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与天相提并论的“人”就可以理解为民，与天意相应的就是民心。史料记载武王伐纣时，出现过多种不利天象，可是周武王却战胜了商纣王，为什么呢？这其实是要表明“人间正道是沧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汤武革命之所以成功，主要并不是起事造反的商汤和周武王自身有多么高明，而是据有政权的夏桀和纣王暴政虐民，失去了民众支持，失去了民心。当然，读史的意义还不止此。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人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说过一句“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这句话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社会上被民众广为熟知。就这同一个培根，他还说过另一句同样富有哲理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把这两句话放到一起，我们不难看出，在哲人培根看来，历史知识具有使人明智的力量！为什么呢？我以为至少可以有这些理由：
第1，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这些可为今日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有益借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个人生活毕竟有限，不可能事事亲历，学习历史，善于借鉴，就有可能会高明一些。
第二，历史记载的都是故事，事情的发生与读者所处并非同一时代，经常都是已经过去很久，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事。这就使读者有可能摆脱当时人的个人利益和情感纠缠来审视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成败得失、是非对错，从而得出发人深省的明智见解。譬如隋炀帝修大运河，便利交通交流，有益国家统一，然而工程浩大，民怨沸腾，致隋速亡。但过了二百年，唐人李吉甫修《元和郡县图志》称运河“隋氏作之虽劳，后世实受其利”，可谓明智。
第三，历史可以为人们提供长时段的社会观察工具。社会的演进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才能发生变化，如人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及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魏晋时期撰写《徙戎论》的忧国之士，他们能够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五胡乱华”，却未必能预见到南北朝以后的隋唐大一统。人们要想在潮流漩涡、时代变迁中保持清醒明智，唯有读史，尤其是读《资治通鉴》这样朝代更替、贯穿千年兴衰的通史。由此可见，必要的历史知识是现代追求高尚人格的人们应有的人文素养。然而，如宋元之际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所感叹：“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因此，从中选编一部分内容附以白话译注，为今天的人们学习国学提供一个入门读本还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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