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作者，阔别家乡十三年后重回北京，发现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仿佛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于是他便要“重建我的北京”——用他文字召回北京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影，恢复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庙宇的原貌，让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天际线的景象重现，让鸽哨响彻蓝天的清脆回到人们耳边……同时，作者也把我们带回到他儿时的游戏中，带回到他的读书生活中，带回到他的母校，带回的“大串联”的旅途……他重建了这座“孩子们熟知四季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的城池，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城门开》
想进入我们生活的是蚊子，防不胜防，人类用扇子、蚊香和敌敌畏试图保持距离，没用。夏夜充满蚊子的轰鸣。蚊子拐弯声特别，有金属硬度，夹杂着幽怨与威胁，放大一万倍，估摸就跟火箭追踪目标的呼啸一样。各种蚊香应运而生，可蚊子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像瘾君子，在云雾中飘飘欲仙，发出陶醉般的叹息。当年《北京晚报》有幅漫画：床下放了四个点燃的蚊香，把人熏死了，一只蚊子照样叮在鼻子上。
我手持蝇拍，在罗儿胡同副食店门口中，借助一块臭鱼头打苍蝇。打死一只，用竹夹子捏起，放进玻璃瓶，数了数，只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按学校规定，每人每天要打死至少五十只苍蝇。那群苍蝇嗡嗡叫，低空飞行，就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冲向那鱼头，不惜粉身碎骨。
夏天是蛐蛐和蝉的天下。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在诗中这样写道：“蟋蟀疯狂地踏着缝纫机。”就是这些小裁缝缝补着我童年的日日夜夜，让我梦魂萦绕。我在护国寺的“百花深处”买了只蛐蛐，放在小瓦罐里，用葎草探子引它开牙，它自以为得胜时振翅高歌。有一天罐子没盖好，蛐蛐不见了，我急得翻箱倒柜，而它一直藏在我家某个角落，疯狂地踏着缝纫机。
小暑后，蝉蛹出土，鸣声四起。蝉，学名金蝉，俗称知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写道：“蝉翼后的空腔里，带着一种像钹一般的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以增强声音的强度，蝉为了满足对音乐的嗜好，确实做了很大的牺牲。因为有这种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只好把它们压紧到小的角落里。”其实它们纯粹是噪音制造者。把北京吵得天翻地覆，天越热越来劲儿，让人心烦意乱。我跟楼里的孩子们一起去粘知了。
《波动》
这特别表现在当林东平介入的时候，萧凌和杨讯的反应截然不同：当林东平带着一种惭愧心情表示可以对萧凌作某种补救的时候，她的回答，是一句尖刻的“谢谢，我恰恰不想得到这种恩赐”，毫不犹豫地表示拒绝；而杨讯在和林东平的争吵中虽然也会不客气地说：“你们不配做一个模范官僚”，但他实际上还是接受了“模范官僚”的安排，带着一种和父亲类似的惭愧，离开了萧凌，让这份凄婉的爱情故事就此结束。不过，故事这样演绎，我想读者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是很自然的：杨讯这人以后的命运会如何？作为一个干部子弟，他在“文革”结束之后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这当然可以做很多的猜想，但是，参照“官二代”这个群体在当代中国的境遇，如果我们设想，杨讯依然会充分依靠那些站在“每个路口”的保护人，让自己无论在商场还是在官场，都幸运发展、春风得意，从而进入在改革中总是能获得多机会和多利益的社会集团，这总是靠谱的吧？
读《波动》，还有一个人物也会引起读者很大的兴趣，那就是白华。
《时间的玫瑰》
这一节可分成两部分。部分包括前三段，第二部分包括后两段，中间是过渡。部分皆为否定句，三段均以因为你已长眠的叠句结尾，带有某种结论性。接着因为你已长眠出现在第四段开端，从果到因，那是转折前的过渡：因为你已长眠，／像大地上所有死者，／像所有死者被遗忘／在成堆的死狗之间。后是颂歌部分：没有人认识你。没有。而我为你歌唱。
我用呻吟之词歌唱他的优雅，／我记住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呻吟之词与歌唱之间存在着对立与紧张。精彩的是后一句，那么简单纯朴，人间悲欢苦乐都在其中了。在西班牙乡下到处都是橄榄树，在阳光下闪烁。那色调特别，不起眼，却让人惦念。橄榄树于西班牙，正如同白桦树于俄罗斯一样。梅亚斯曾对洛尔迦讲述过他的经历。十六岁那年，他从家里溜到附近的农场，在邻居的牲口中斗牛。“我为我的战绩而骄傲，”斗牛士说，“但令人悲哀的是没人为我鼓掌。当一阵风吹响橄榄树林，我举手挥舞。”
老天成就一个人，并非易事。洛尔迦扎根格拉纳达，在异教文化的叛逆与宽容中长大；自幼有吉卜赛民歌相伴人梦，深入血液；父慈母爱，家庭温暖，使个性自由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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