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困境与出路

　　01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
　　02宪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03中国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满意度调研
　　04市场导向的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间的扩散
　　05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与困局
　　06改革时期国企高管的社会与政治流动：中国超级经理人的崛起
　　07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可能的）转折点
　　08中国的社会政策改革：“碎片式发展主义”的视角
　　09中国选民：1993-2013
　　10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及政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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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中国的公共政策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东亚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国家”的作用。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得以实现。或者说，公共政策一直是推进国家各方面变革的主要动力。公共政策作为经济社会变迁的媒介涉及到另外两个重要因素，即思想的创新和制度建设。公共政策首先是思想创新的产物。如果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公共政策便没有可能性。思想的创新促成了公共政策的产生。再者，公共政策也必须以制度建设为依据，或者说制度建设是公共政策最终的归宿。公共政策如果最终没有落实到制度建设的层面，就只会表现在社会或政治动员中，公共政策所带来的变化和所取得的成果就很难巩固下来。因此，必须在思想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框架内来检验公共政策的演变与结果。

　　01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
　　02宪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03中国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满意度调研
　　04市场导向的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间的扩散
　　05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与困局
　　06改革时期国企高管的社会与政治流动：中国超级经理人的崛起
　　07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可能的）转折点
　　08中国的社会政策改革：“碎片式发展主义”的视角
　　09中国选民：1993-2013
　　10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及政策变迁
　　11为何是行政包干制？—政策执行的组织基础
　　12中国农村扶贫策略的演进
　　13制度化、分权化与适应性治理：中国政策过程研究的三大流派及其理论创新（1990-2013）
　　14如何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在中国侨务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15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政策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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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中国的公共政策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东亚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国家”的作用。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得以实现。或者说，公共政策一直是推进国家各方面变革的主要动力。公共政策作为经济社会变迁的媒介涉及到另外两个重要因素，即思想的创新和制度建设。公共政策首先是思想创新的产物。如果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公共政策便没有可能性。思想的创新促成了公共政策的产生。再者，公共政策也必须以制度建设为依据，或者说制度建设是公共政策最终的归宿。公共政策如果最终没有落实到制度建设的层面，就只会表现在社会或政治动员中，公共政策所带来的变化和所取得的成果就很难巩固下来。因此，必须在思想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框架内来检验公共政策的演变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