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一函二册）

　　钱坫（一七四四—一八○六年），字献之，号篆秋，又号十兰，自署泉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钱大昕之侄，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副贡生，累官知干州（今陕西省干县）兼署武功县（今陕西省武功县）。生平专经史，精训诂，明舆地，尤工小篆。著述甚丰，有《十经文字通正书》《史记补注》《汉书十表注》《车制考》《浣花拜石轩镜铭集録》《篆人録》等著作传世。钱坫自乾隆癸卯客游关中，时得商周秦汉古器。每得一器，必加以考证。《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所收四十九器，皆爲足以订文字之讹，正经史之误者。

　　《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爲专録古器款识，考证青铜器铭文之专书，清钱坫撰。全书四卷，收古器四十九件。计殷器七件，周器二十二件，秦师比一件，汉器八件，新莽器七件，北魏造像一件，隋鱼符一件，唐鱼符传信符两件。本书仿《博古图》《集古録》体例，每件古器先临摹其图形、文字，并标明尺寸大小，然后引经据史，一一加以考释。
　　本书卷首有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作者自序，云：“鼎、彝、簋、爵、尊、匜，随手记之，不复次第。至于泉刀小品，有可发明史书者载入，否者不载。”帮助本书收器之原则。他在自序中对宋人《博古图》《集古録》及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考》均不满意，认爲“见闻既浅，肆考多误”，主张考释款识铭文不能向壁虚造，必须证之以古文献。本书即遵循这一主旨，对铭文的解释一般可从，但也有误释。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中指出，卷四《新莽泉范》条，铭文富人“大万”，大万犹云巨万，钱氏误释“大”爲“六”。乾隆以前，着録青铜器铭文之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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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坫（一七四四—一八○六年），字献之，号篆秋，又号十兰，自署泉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钱大昕之侄，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副贡生，累官知干州（今陕西省干县）兼署武功县（今陕西省武功县）。生平专经史，精训诂，明舆地，尤工小篆。著述甚丰，有《十经文字通正书》《史记补注》《汉书十表注》《车制考》《浣花拜石轩镜铭集録》《篆人録》等著作传世。钱坫自乾隆癸卯客游关中，时得商周秦汉古器。每得一器，必加以考证。《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所收四十九器，皆爲足以订文字之讹，正经史之误者。

　　《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爲专録古器款识，考证青铜器铭文之专书，清钱坫撰。全书四卷，收古器四十九件。计殷器七件，周器二十二件，秦师比一件，汉器八件，新莽器七件，北魏造像一件，隋鱼符一件，唐鱼符传信符两件。本书仿《博古图》《集古録》体例，每件古器先临摹其图形、文字，并标明尺寸大小，然后引经据史，一一加以考释。
　　本书卷首有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作者自序，云：“鼎、彝、簋、爵、尊、匜，随手记之，不复次第。至于泉刀小品，有可发明史书者载入，否者不载。”帮助本书收器之原则。他在自序中对宋人《博古图》《集古録》及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考》均不满意，认爲“见闻既浅，肆考多误”，主张考释款识铭文不能向壁虚造，必须证之以古文献。本书即遵循这一主旨，对铭文的解释一般可从，但也有误释。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中指出，卷四《新莽泉范》条，铭文富人“大万”，大万犹云巨万，钱氏误释“大”爲“六”。乾隆以前，着録青铜器铭文之书，如《西清古鉴》等，都是对着器物临写铭文，笔划难免有误，每每失真。而《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开始依据拓本摹録，较爲准确。
　　本书图像、考释并列的体例，也爲后人遵循。钱坫对于古器定名颇有创见，如卷二“周平仲簋”条辨之爲簋而非敦，纠正了自宋以来的误释，至今已成定论。但也有失误，如卷二将迟盨定爲簋。本书考证多有精到之处，卷三考汉铜虎符源流，谓：信陵君得魏王虎符夺晋鄙军，知虎符自古有之。《说文》琥字下谓发兵瑞玉爲虎文，是古用玉符。《汉书·文帝纪》记初与郡国守相爲铜虎符者，谓始用铜爲之也。其说剖析源流，确凿可信。总之，本书虽有微疵，仍不失爲一嘉着。本书有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自刻本。原书刻后，流传颇稀。故清末孙诒让、吴大澂等均未征引。一九三三年开明书局翻刻，卷末有商承祚所作之跋。其中有云：“今年春，开明书局主人得丁艮善旧藏本，阮伯元书衣，许印林朱笔批校《格伯簋》九言，同好者皆欲争购之。主人曰：‘一人得之无以厌同好之望，不如付梓以广其传。’属余董校勘之责，既藏事复属余识其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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