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全集

　　蒙文通全集总目
　　（带*者为文集所无）
　　前言（蒙默）
　　卷儒学甄微
　　儒学五论
　　前论二篇
　　周代学术发展论畧
　　孔子思想中进步面的探讨
　　本论五篇
　　儒学五论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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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四川盐亭县人，20世纪少有的国学大师之一。早年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曾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学习，成名后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问学，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在思想史、史学史、先秦史、宋明史、古民族、古地理、道教文献整理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通儒”。蒙先生曾在成都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校任教，40年代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除继续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在蒙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巴蜀书社特邀请蒙先生的哲嗣蒙默教授重编《全集》。全集不仅在文集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前未收录的手稿、诗词杂著、佚文、学术年谱等近百万字，使本书成为目前全的蒙氏著作汇编；而且按照蒙氏著作的学术内容重新编排，分为儒学甄微、诸子甄微、道教甄微、史学甄微、古史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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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蒙文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巴蜀书社邀请蒙先生的哲嗣蒙默教授在原《蒙文通文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出版了《蒙文通全集》。《全集》不仅比《文集》增加了近百万字，而且重新编排，更能反映蒙文通先生的学术体系，是目前全、系统、规范的蒙文通著作汇编。
　　1927年的《古史甄微》，在史学界次系统研究三皇五帝传说的形成，提出“古史三系说”，为此后立说之基础。
　　先生曾总结其先秦学术研究曰：先秦学术在纵的发展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西周共和以前文学发达，是《诗》（国风）的时代；起共和讫春秋末史学发达，是《春秋》（国语）的时代；战国时哲学发达，是诸子（家语）的时代。在横的方面大略可从地区划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东方齐鲁，二是南方巴楚，三是北方三晋。
　　“三阶段”、“三系统”纵横结合的研究理念贯穿于先生的经史研究之中，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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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文通全集总目
　　（带*者为文集所无）
　　前言（蒙默）
　　卷儒学甄微
　　儒学五论
　　前论二篇
　　周代学术发展论畧
　　孔子思想中进步面的探讨
　　本论五篇
　　儒学五论题辞
　　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
　　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
　　漆雕之儒考
　　浮丘伯传
　　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附：儒家法夏法殷义
　　广论四篇
　　周代之商业
　　秦之社会
　　汉代之经济政策
　　宋明之社会设计*
　　自序
　　附録：月令之渊源与其意（蒙季甫）*
　　跋
　　余论一篇
　　文中子*
　　第二册诸子甄微史学甄微
　　第三册古史甄微古礼甄微
　　第四册古族甄微古地甄微
　　第五册道教甄微
　　第六册甄微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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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四川盐亭县人，20世纪少有的国学大师之一。早年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曾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学习，成名后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问学，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在思想史、史学史、先秦史、宋明史、古民族、古地理、道教文献整理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通儒”。蒙先生曾在成都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校任教，40年代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除继续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在蒙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巴蜀书社特邀请蒙先生的哲嗣蒙默教授重编《全集》。全集不仅在文集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前未收录的手稿、诗词杂著、佚文、学术年谱等近百万字，使本书成为目前全的蒙氏著作汇编；而且按照蒙氏著作的学术内容重新编排，分为儒学甄微、诸子甄微、道教甄微、史学甄微、古史甄微、古礼甄微、古族甄微、古地甄微、甄微别集等九卷（仍为六册），使其学术脉络更加清晰，另外，还对全书的体例进行了统一规范，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修正，是目前完善的蒙文通著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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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蒙文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巴蜀书社邀请蒙先生的哲嗣蒙默教授在原《蒙文通文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出版了《蒙文通全集》。《全集》不仅比《文集》增加了近百万字，而且重新编排，更能反映蒙文通先生的学术体系，是目前全、系统、规范的蒙文通著作汇编。
　　1927年的《古史甄微》，在史学界次系统研究三皇五帝传说的形成，提出“古史三系说”，为此后立说之基础。
　　先生曾总结其先秦学术研究曰：先秦学术在纵的发展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西周共和以前文学发达，是《诗》（国风）的时代；起共和讫春秋末史学发达，是《春秋》（国语）的时代；战国时哲学发达，是诸子（家语）的时代。在横的方面大略可从地区划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东方齐鲁，二是南方巴楚，三是北方三晋。
　　“三阶段”、“三系统”纵横结合的研究理念贯穿于先生的经史研究之中，并由此而发展成“通观明变”的史学思想。
　　先生的《经学抉原》《儒学五论》等著作发展集成和发展了廖平 “今文为哲学，古文为历史”的观点，并对今文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颇多阐明。
　　先生对宋明理学有很深的体悟，并用治理学的方法治道教和佛教学术，在道教方面发掘出了六朝隋唐道流的“重玄论”，把道教思想从修炼方术提高到了思辨哲理的深度，至今被道教学者奉为圭臬；在佛教方面考证了所谓“禅宗二十八祖”的虚妄，对“唯识新罗学”进行了精微玄奥的阐发，深得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称赏。
　　特别是在他生命的后四年时间中，撰成《越史丛考》一书，批驳了国际上一些越史“专家”觊觎我国领土的奇谈怪论，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崇高利益而尽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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