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第二辑)--使东述略 扶桑游记
目 录内容简介
《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第二辑）：使东述略 扶桑游记》讲述了：在清廷派出郭嵩焘为驻英大使的次年，也就是光绪三年（1877年），清朝政府派出何如璋出任中国近代史上首位驻日使臣。何如璋在日本大使任上工作了四年多，至光绪八年（1882年）离任回国。作为一份驻外工作的考察报告，他撰写的《使东述略》较丰富地观察、提倡了日本明治维新及其取得的改革开放成就，力倡容纳西方科学思想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改变封建专制，渴求强国之道，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即从此书中得到不少启示。何如璋的游记，对国内洋务运动的推动与促进，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中日之间一衣带水，文化上具有血缘联系，较近的旅行距离使得出行的成本较低，因此在国门初开之际，洋务运动兴起之后，许多有志青年纷纷前赴日本留学闯荡。中日之间的文化、商贸交流也兴盛一时。
海禁初开之后，西方传教士在若干教案冲突之后，也终于得到了清廷的准许，不少中国居民也与西方传教士建立了交往和合作关系。其中有一位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市吴中区）青年王韬，长期在上海、香港与英国传教士一起工作，从事英文图书翻译和新闻出版工作。其间他曾分别接受英国传教士和日本文人的邀请，前往欧洲和日本旅行考察并将所经见闻记录下来。到了其晚年回到上海定居后，将这些日记整理成为两本游记出版，其中《扶桑游记》是其光绪五年（1879年）前往日本游历考察的记录。王韬先后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其访问日本的时间，正好处于何如璋担任驻日大使的任期，二人在日本还有多次相聚交流的机会。当然，作为非官方的清末文人骚客，王韬记录了更多社会底层的景观，包括日本传统的艺妓的生活方式。
不管是何如璋的官方交往，还是王韬的民间交流，中国文化在清末的日本，那个刚刚开始明治维新（1868年）不久的东瀛岛国，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仍然时时显示在日本上层人士的文化素养之中，很多日本文人能够使用汉字笔谈，许多日本文人可以使用汉字和中国外交人士诗词唱和。清末的日本，还远没有走上“脱亚入欧”的西化道路。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先进的文化就可保留悠久的生命力，而文化一旦落后于世界，就会被其他优势文化所替代。汉字在日本的使用的演变过程，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由于中日之间一衣带水，文化上具有血缘联系，较近的旅行距离使得出行的成本较低，因此在国门初开之际，洋务运动兴起之后，许多有志青年纷纷前赴日本留学闯荡。中日之间的文化、商贸交流也兴盛一时。
海禁初开之后，西方传教士在若干教案冲突之后，也终于得到了清廷的准许，不少中国居民也与西方传教士建立了交往和合作关系。其中有一位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市吴中区）青年王韬，长期在上海、香港与英国传教士一起工作，从事英文图书翻译和新闻出版工作。其间他曾分别接受英国传教士和日本文人的邀请，前往欧洲和日本旅行考察并将所经见闻记录下来。到了其晚年回到上海定居后，将这些日记整理成为两本游记出版，其中《扶桑游记》是其光绪五年（1879年）前往日本游历考察的记录。王韬先后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其访问日本的时间，正好处于何如璋担任驻日大使的任期，二人在日本还有多次相聚交流的机会。当然，作为非官方的清末文人骚客，王韬记录了更多社会底层的景观，包括日本传统的艺妓的生活方式。
不管是何如璋的官方交往，还是王韬的民间交流，中国文化在清末的日本，那个刚刚开始明治维新（1868年）不久的东瀛岛国，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仍然时时显示在日本上层人士的文化素养之中，很多日本文人能够使用汉字笔谈，许多日本文人可以使用汉字和中国外交人士诗词唱和。清末的日本，还远没有走上“脱亚入欧”的西化道路。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先进的文化就可保留悠久的生命力，而文化一旦落后于世界，就会被其他优势文化所替代。汉字在日本的使用的演变过程，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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