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玉堂先生(1902-1983)是我国现代著名针灸学家,子午流注专家,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元老,学院派研究子午流注第1人。其所创立的“井经荥合输纳规律”,恰当地解决了被历代子午流注研究家称为“天然之缺陷”的闭时无穴可开的学术难题,填补了自明朝以来“子午流注纳甲法之闭穴”领域的一项空白,从而使子午流注按时取穴内容完整无缺,标志着人体气血流注无有终时之意。这一理论成果已编入全国高等医药院校《针灸学》教材,为当代诸家所认可。
单玉堂先生系辽宁丹东人,自安东省立师范学校(今丹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师从丹东市易学家李爱滨老先生学习中医内科,熟读《易经》《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后又拜黑龙江省讷河县(今讷河市)针灸专家陈文会为师,学习子午流注与灵龟八法,并目睹陈翁屡屡用针起死回生的情景,从而激发起强烈的钻研针灸学的愿望。
因其扎实的中医功底,先生于1922年顺利通过讷河县中医考试并执业,在讷河县行医时即声名鹊起,被当时的县长崔福坤看中,准许参加留学选拔考试,三试均中首额,遂公费东渡日本留学,深造针灸学术。先后在东京高等针灸医学校、东京针灸医学研究所、日本医师会等学习,由于成绩好,曾获金质学习奖章一枚和银质学习奖章两枚,于1936年8月学科修满毕业。他的老师柳谷素灵先生(日本近代著名针灸学家)曾挽留他继续深造,但他还是决定回国。回国后在安东市(今丹东市)行医讲学,并被推选担任安东市中医学会研究会长及编辑长、中医讲习班伤寒论讲师。
“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已成为沦陷区的东北,更是民不聊生。先生居无定所,辗转多地,不得不中断行医与教学,竟一度以卖字为生养家糊口。他目睹日军在我们国家土地上耀武扬威,满腔忧愤不能直言,不甘做亡国奴的良心驱使他又不能不言,于是他借医论政,借“人体十二官”以言国事,撰写并发表了《人身一小国家说》,勇敢表达了心系国家、强国如强身的愿望:“主权既失,外患必乘,真火消灭,生气将息,国权之不振,内忧外患,相继而生,岂不殆哉!”主张国家必须上下合力,抵抗外敌。“犹如道德忠义,而为一国之真精神也!”
1949年底,先生由沈阳迁入北京执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医院、北京市耳鼻喉科医院(后合并于北京同仁医院)。1953年1月当选北京市针灸专门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受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派遣参加抗美援朝针灸医疗队,从事医疗培训与教学工作。1954年11月被北京卫协医师会针灸医师班聘为针灸讲师。后由北京市政府卫生局核准,在北京东四十条开办古典医术针灸传习班,共八期,授徒约六百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针灸医生短缺的客观状况。
1956年9月,单玉堂先生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年12月奉调北京中医学院,任针灸教研组副组长,参与组建针灸教研组,并参加编写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部高等医药院校《针灸学讲义》,主抓教学与临床工作。
1957年,先生在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经络研究所做了题为“针灸子午流注闭穴变开穴”学术报告,首次提出“井经荥合输纳”(简称一四二五三零)闭穴变开穴规律。
单玉堂先生针灸配穴丰富而灵活,堪称“配穴体系”,且针刺手法独特,对子午流注、灵龟八法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已为中医界人所共知。在其60年的中医生涯中,针药并行、学验俱丰,在教学中讲授《伤寒论》《中医内科学》《针灸学》《子午流注与灵龟八法》,且著述颇丰:编著《针灸图鉴》一部,绘制《十四经新针灸总图》两大幅,绘制《中国针灸正、奇经穴及生理解剖临床取穴教学图》一册,编述《经外奇穴图解》、《子午流注灵龟八法合纂》(正编、补编)、《子午流注启钥》、《伤寒论辑要与针灸处方》、《子午流注灵龟八法古法新解》、《窦太师针经指南“标幽赋”新释》《针灸钧陶》等多种论著。曾发表论文《子午流注在临床应用的规律》《针灸配穴法》,以及方药论文如《汗的辨证及处方》《六味地黄汤临床加减应用》《我对眩晕证治疗的临床体会》《中国经典医学的哲学原理》《医易学说整编》等,有颇多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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