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译者的话       中文版序       序言       章 问题       第二章 背景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社会史论战的起源       第三章 革命和社会分析       1927年以前的革命分析       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       论战及其意义       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       陶希圣、朱佩我和中国的封建社会       封建制度、商业和社会变革       第五章 郭沫若与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       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分期       奴隶制问题       对于郭沫若的批评及郭对其早期中国历史观的修正       摩尔根、恩格斯和郭沫若       第六章 中国历史分期       中国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       社会史论战       论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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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里克，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quanwei学者的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更将其理论撰著的领域扩展至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等著作令其跻身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译者的话       中文版序       序言       章 问题       第二章 背景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社会史论战的起源       第三章 革命和社会分析       1927年以前的革命分析       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       论战及其意义       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       陶希圣、朱佩我和中国的封建社会       封建制度、商业和社会变革       第五章 郭沫若与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       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分期       奴隶制问题       对于郭沫若的批评及郭对其早期中国历史观的修正       摩尔根、恩格斯和郭沫若       第六章 中国历史分期       中国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       社会史论战       论战的消退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院化       第七章 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       第八章 结论：历史和社会变革       参考书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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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里克，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quanwei学者的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更将其理论撰著的领域扩展至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等著作令其跻身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