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文献与蒙古史研究

　　清末外交官洪钧出使俄国，适逢俄国学者贝勒津刊布《史集》及瑞典历史学家多桑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出版《蒙古史》，他获得这些资料后，著《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从此中国学者开始了解到波斯文《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瓦萨夫史》和阿拉伯文《全史》《札兰丁传》等域外文献的重要性。洪钧开创的运用中外文献进行互证互补研究的新方法也为后世学者所继承。本书即以《史集》《世界征服者史》《马可波罗行纪》等域外文献为研究对象，注重运用中外文献进行互证互补和审音勘同之法，进一步探讨了域外文献与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

　　清末外交官洪钧出使俄国，适逢俄国学者贝勒津刊布《史集》及瑞典历史学家多桑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出版《蒙古史》，他获得这些资料后，著《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从此中国学者开始了解到波斯文《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瓦萨夫史》和阿拉伯文《全史》《札兰丁传》等域外文献的重要性。洪钧开创的运用中外文献进行互证互补研究的新方法也为后世学者所继承。本书即以《史集》《世界征服者史》《马可波罗行纪》等域外文献为研究对象，注重运用中外文献进行互证互补和审音勘同之法，进一步探讨了域外文献与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