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
1920年伯特兰·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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