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引言 
　　章  问题的提出：中古正史“纪”“传”概观 
　　一、《史记》的学术与体裁渊源 
　　二、《汉书》的列传格局 
　　三、诸曹魏史书的列传格局 
　　四、正史列传编次的演进 
　　五、从“本纪”到“帝纪” 
　　六、帝纪写作体例的变化与定型 
　　七、新的问题与本书思路 
　　第二章  “列国传”的体例、史源、编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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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溦萌，1986年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在《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唐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南北朝史、历史文献学。

　　汉魏以来，史学独立，汉唐之间史书种类与数量的繁荣、私撰史学的发达广受关注。然而即便私人撰写的史书，若以王朝为记载对象，也必然包含官方因素。本书避免官修、私撰对立的视角，注意到官方常规化的修史体制改造了王朝史编纂的大环境，也使纪传史体裁发生了变化。
　　本书提出“官修史体制”的概念，指一套由制度保障的资料收集、整理、编纂机制及相关职官设置。在汉魏南北朝时期，中央机构的官修史体制逐渐将政务运作、文书与历史编纂的关联性变得制度化、惯常化。本书从两个角度对此进行考察。一是在纪传史的横截面中探讨体裁模板与史源如何相互适应，围绕四夷列国传、孝义类传、一般臣僚传记与相关政务运作的联动进行了讨论。二是考察纵向的史料加工编纂过程的发展，讨论了东晋与刘宋、十六国与北魏的修史，观察编年、纪传共同参与的史书编纂过程。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历史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既关注历代修史的史事、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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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章  问题的提出：中古正史“纪”“传”概观 
　　一、《史记》的学术与体裁渊源 
　　二、《汉书》的列传格局 
　　三、诸曹魏史书的列传格局 
　　四、正史列传编次的演进 
　　五、从“本纪”到“帝纪” 
　　六、帝纪写作体例的变化与定型 
　　七、新的问题与本书思路 
　　第二章  “列国传”的体例、史源、编纂方式 
　　一、“列国传”前史：行记、簿记与《汉书•西域传》 
　　二、走向“列国传”：曹魏史中的四夷传记 
　　三、《汉书•西域传》传统与官修史体制的矛盾 
　　四、“使图类”文献带给编纂过程的变化 
　　五、新编纂过程的制度化 
　　结语 
　　第三章  “孝义类传”所见官僚制对正史的双重影响 
　　一、孝义的模式化情节的出现 
　　二、孝义模式化叙事的官僚制根源 
　　三、“文书风格”传记与“孝”“义”界限的改变 
　　余论 
　　第四章  列传编纂的政务运作基础：对相关制度与文本的考察 
　　一、南北朝的行状实例 
　　二、行状的政务环境：议谥的运作流程及各部门角色 
　　三、行状的制作：行政体系中围绕“人”的档案的形成 
　　四、《庾子山集》所见北周碑志传 
　　五、北朝后期的志传对比 
　　六、南朝的碑志传 
　　代结语：与丧葬事务相关的两种修撰 
　　附录  南北朝碑志传的文本对比 
　　第五章  “宜准丘明”：东晋编年体修史考 
　　一、东晋史官的成立（附史料辨析二则） 
　　二、干宝修史的改创 
　　三、东晋的编年史序列 
　　余论：编年体修史的意义 
　　附表：东晋历次修史简表 
　　第六章  延续与反转：东晋编年史的归宿 
　　一、沈约、徐爰表文所见刘宋国史中的晋末史 
　　二、纪传体晋史的编纂与东晋编年史的淹没 
　　三、唐修《晋书》东晋部分史源蠡测：以列传编排方式为线索 
　　四、由编年文献改编的晋末、刘宋官修史 
　　第七章  释“宋齐书带叙法”：南朝纪传史中的编年体痕迹 
　　一、《宋书》带叙法 
　　二、带叙法的界定：合传、附出与带叙
　　三、带叙法的编年体渊源及其意义 
　　第八章  魏书前史：十六国修史杂考 
　　一、汉赵的两阶段修史（附成汉之史） 
　　二、以编年体修史的前燕、后赵、前凉 
　　三、前秦史的编纂 
　　四、十六国后期及北魏前期的修史 
　　余论 
　　附考：《隋书•经籍志》霸史类的小注国别问题
　　第九章  北魏国史与魏收《魏书》 
　　一、“区分书体”：北魏纪传体国史的初创 
　　二、“徒有卷目”：崔光所修国史 
　　三、孝文帝以来的起居注与国史 
　　四、魏收《魏书》对国史列传的改编 
　　小结 
　　结语：官修史体制与官方编纂 
　　附录一  吐鲁番出土晋史残卷再考 
　　附录二  裴松之的存在感——官修前代史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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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溦萌，1986年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在《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唐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南北朝史、历史文献学。

　　汉魏以来，史学独立，汉唐之间史书种类与数量的繁荣、私撰史学的发达广受关注。然而即便私人撰写的史书，若以王朝为记载对象，也必然包含官方因素。本书避免官修、私撰对立的视角，注意到官方常规化的修史体制改造了王朝史编纂的大环境，也使纪传史体裁发生了变化。
　　本书提出“官修史体制”的概念，指一套由制度保障的资料收集、整理、编纂机制及相关职官设置。在汉魏南北朝时期，中央机构的官修史体制逐渐将政务运作、文书与历史编纂的关联性变得制度化、惯常化。本书从两个角度对此进行考察。一是在纪传史的横截面中探讨体裁模板与史源如何相互适应，围绕四夷列国传、孝义类传、一般臣僚传记与相关政务运作的联动进行了讨论。二是考察纵向的史料加工编纂过程的发展，讨论了东晋与刘宋、十六国与北魏的修史，观察编年、纪传共同参与的史书编纂过程。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历史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既关注历代修史的史事、制度的记载，也重视对史文结构、体例、史源、改编过程的分析，彼此印证，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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