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我与沙先生相识于宁夏西吉。彼时，我作为北京知青，在西吉县林场做赤脚医生。恰逢西吉县卫生局举办为期三个月的“赤脚医生学习班”，沙先生担任中医学的主讲老师，我们正是在此时此地，开启了一生亦师亦友的因缘。
荀子曾说：“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对于中医这门“执形而上之道，用形而下之术”的学问来说，良师的引领，就是无涯学海中传道解惑的明灯。彼时环境虽然艰苦，沙先生却一丝不苟，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细致讲解。对我而言，先生所传授的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他超越于“言传”之外的“身教”，即对传统医学的笃信与热爱，对中医思维方式的理解与体悟，对疾厄求救者的赤诚救治之心，则是更加珍贵的财富，是激励我在中医路上坚持前行的无限动力。
其后，先生从宁夏返回北京，并于1978年考取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研究生，师从韦文贵先生、韦玉英先生，专门深造中医眼科。我则于1979年考取了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师从胡炳文先生治伤寒学。此后近三十年，我与先生，虽未再有亲炙之缘，却是寄雁传书、音声相和。2007年，因缘又重新让我与先生常得相聚。彼时先生从香港返京，我们同在北京平心堂中医诊所出诊。每周有一两日诊余，可以与先生叙谈片刻。临床上遇到难解的眼疾患者，我常转请先生为其诊治，每每效如桴鼓、****。2016年夏，我的岳母忽然感到视物模糊变形，眼前常感电光闪烁，后被诊断为老年性黄斑变性。众所周知，这是现代眼科极难治愈的病症，且往往呈渐进性发展，最终致盲。焦急之际，我首先想到了先生。当日求诊时，先生为我岳母悉心诊断、开处方，并温言安慰：“老人家得这个病，视力想要完全复原到从前的确不容易，但控制它不再发展，让老人生活无碍，应该还是可以的。”先生寥寥数语，却如春风拂面，令我与家人心中一块巨石落地。时至今日，四载光阴过去了，我岳母已届九旬高龄，竟全如先生所言，黄斑变性未有任何发展，除阅读文字困难外，平日起居劳作、外出散步，均不受目疾的影响。古人说“一人向隅，满坐不乐”，何况高堂，年迈而受此苦楚，儿女辈岂能心安？幸有先生妙手，方能成全孝道。由此可知，先生仁术，非仅医治身体，更成就了无数家庭的安乐与幸福。
佛家讲离合聚散常人难测。2016年冬天某日，我与往常一样出诊，诊余休息时，与先生闲谈，聊及下一年的出诊安排。叙毕，我们便各自回到诊室，继续工作了。当日先生面容明亮，笑声爽朗，温和一如往日，这就是先生留给我最后的剪影。2017年初，正值农历丁酉年上元节次日，我忽然听到先生离世的消息，震惊悲痛难以抑制。先生身体一向强健，饮食起居皆有法度，竟忽然驾鹤西去，岂仙乡贝阙，亦乏橘井扁鹊欤？
先贤已逝，而其学不朽。近日，先生的入室弟子令言，将先生的讲义医论誊抄整理，成《沙凤桐中医眼科临证精要》一书。此书理、法、方、药兼备具足，字里行间无不透发出先生对中医事业的无限热爱，对中医理论与临床诊疗的深刻理解。由医道而言，先生极为强调“天人合一”在中医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及“整体观念”在中医眼科中的重要指导意义。由医术而言，先生坚守“辨证论治”之法则，深入剖析眼科疾病的病因病机，且特别指出，现代技术于中医眼科之应用，唯有建立在“辨证论治”的中医思维基础之上，方能真正发挥其辅弼之功。先生虽业眼科，然于中医而言，不精通全体医道，则无以精通眼科，更何况眼目之疾，至精至微，非智圆行方、胆大心细之人，不可与言此术！由此可知，先生学术生辉处虽在眼科，而学术之根柢，实在全体医道，岂局限于寸眸之间！
综观全书，先生誊写韦文贵、韦玉英二位先贤医论在前，令言整理先生医论医案在后，三代医人师徒父子之深厚情谊跃然于纸上，岐黄医道薪火相传之仁心仁术彰显于书中。学统长续，心灯不灭，先生有知，想必亦可宽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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