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的治政法：德国浪漫主义音乐与古希腊遗产

　　作为“牛津新音乐文化史”丛书之一，此书围绕1841年普鲁士宫廷以复古风格上演的配乐希腊悲剧《安蒂戈涅》（索福克勒斯原作，门德尔松配乐，蒂克制作）展开，将十九世纪德国音乐置于时兴的“希腊主义”这一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潮中加以审视，揭示音乐在文化、政治、艺术各有其目的且相互抵触的情形下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该剧的成功演出及其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顺应了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一项重要政治企图：利用德国知识分子对希腊文化的崇敬与认同感，通过复兴并“征用”希腊文化传统，来强化“德国是希腊古典遗产的唯一继承者”这一信念，顺应当时许多德国人不断增强的文化优越感，助长德国人自我降任的、要通过所谓普适和开明的文化来救赎现代世界的使命感，继而建立德意志民族认同感。这种由德国人对文化遗产的集体意识所造就的优越感、认同感和使命感，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德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的缺憾。

　　作为“牛津新音乐文化史”丛书之一，此书围绕1841年普鲁士宫廷以复古风格上演的配乐希腊悲剧《安蒂戈涅》（索福克勒斯原作，门德尔松配乐，蒂克制作）展开，将十九世纪德国音乐置于时兴的“希腊主义”这一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潮中加以审视，揭示音乐在文化、政治、艺术各有其目的且相互抵触的情形下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该剧的成功演出及其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顺应了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一项重要政治企图：利用德国知识分子对希腊文化的崇敬与认同感，通过复兴并“征用”希腊文化传统，来强化“德国是希腊古典遗产的唯一继承者”这一信念，顺应当时许多德国人不断增强的文化优越感，助长德国人自我降任的、要通过所谓普适和开明的文化来救赎现代世界的使命感，继而建立德意志民族认同感。这种由德国人对文化遗产的集体意识所造就的优越感、认同感和使命感，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德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