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绝对性与宗教史

本书已经脱销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出版商决定出新版时,我不得不面临一项选择,要么全盘地修改它,并将它纳入一个更宏大的思想关联体,要么让它基本上保持原样。最终我选择了后一种做法,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地因为我目前缺乏闲暇时间,部分地因为我写作本书,乃是基于一个特定的神学问题的讨论语境,我的思考与之息息相关、不可分离。但今时已不同于往昔。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间曾无比棘手,不过即使到了今天,对于很多想从当时的处境出发来思考的学者而言,本书仍对他们理解时代问题的变迁有所裨益。
在许多关于本书的书评里,我特别想提及赫尔曼(《神学文献报》,1902,第330-334页)、耶格尔(《基督教世界》,1902,第914-921,930-942页)与奥伊肯(《哥廷根学术汇报》,1903,第77-106页)的评论。除此之外,我只能在此记录一些回应本书的著作:托马,《基督教的绝对性》(1907);布伦斯塔德,《论基督教的绝对性》(1905);贝斯,《基督教的本质与历史研究》,刊于《新教会报》第15期(这位作者由于从事生物学研究,改变了他过去的观点);海因里奇,《神学与宗教学》(1907)(这位作者一改自己早期著作的看法,试图在此书里持更公允的态度);胡钦格,《教会神学的宗教哲学任务》,刊于《新教会报》第18期,《当前系统神学的问题与任务》(1909);伊莫斯,《新近教义学作品一瞥》,刊于《新教会报》第16期,第505-522页;博塞特,《康德一弗里斯的宗教哲学及其在神学上的运用》,刊于《神学观察》1909年期。值得一提的作品还有:爱德华·斯普兰格,《历史科学的基础》(1905);以及刚刚出版的特奥多尔·卡夫坦的《恩斯特·特洛尔奇:一项时代批判研究》,这是一部典范性的论辩作品。赞同且采纳我的观点的作品并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伊肯的《宗教哲学的主要问题》(1909),或许还有威尔勒的名作《神学导引》是支持我的看法的。
在许多关于本书的书评里,我特别想提及赫尔曼(《神学文献报》,1902,第330-334页)、耶格尔(《基督教世界》,1902,第914-921,930-942页)与奥伊肯(《哥廷根学术汇报》,1903,第77-106页)的评论。除此之外,我只能在此记录一些回应本书的著作:托马,《基督教的绝对性》(1907);布伦斯塔德,《论基督教的绝对性》(1905);贝斯,《基督教的本质与历史研究》,刊于《新教会报》第15期(这位作者由于从事生物学研究,改变了他过去的观点);海因里奇,《神学与宗教学》(1907)(这位作者一改自己早期著作的看法,试图在此书里持更公允的态度);胡钦格,《教会神学的宗教哲学任务》,刊于《新教会报》第18期,《当前系统神学的问题与任务》(1909);伊莫斯,《新近教义学作品一瞥》,刊于《新教会报》第16期,第505-522页;博塞特,《康德一弗里斯的宗教哲学及其在神学上的运用》,刊于《神学观察》1909年期。值得一提的作品还有:爱德华·斯普兰格,《历史科学的基础》(1905);以及刚刚出版的特奥多尔·卡夫坦的《恩斯特·特洛尔奇:一项时代批判研究》,这是一部典范性的论辩作品。赞同且采纳我的观点的作品并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伊肯的《宗教哲学的主要问题》(1909),或许还有威尔勒的名作《神学导引》是支持我的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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