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我与沙先生相识于宁夏西吉。彼时,我作为北京知青,在西吉县林场做赤脚医生。恰逢西吉县卫生局举办为期三个月的“赤脚医生学习班”,沙先生担任中医学的主讲老师,我们正是在此时此地,开启了一生亦师亦友的因缘。
荀子曾说:“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对于中医这门“执形而上之道,用形而下之术”的学问来说,良师的引领,就是无涯学海中传道解惑的明灯。彼时环境虽然艰苦,沙先生却一丝不苟,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细致讲解。对我而言,先生所传授的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他超越于“言传”之外的“身教”,即对传统医学的笃信与热爱,对中医思维方式的理解与体悟,对疾厄求救者的赤诚救治之心,则是更加珍贵的财富,是激励我在中医路上坚持前行的无限动力。
其后,先生从宁夏返回北京,并于1978年考取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研究生,师从韦文贵先生、韦玉英先生,专门深造中医眼科。我则于1979年考取了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师从胡炳文先生治伤寒学。此后近三十年,我与先生,虽未再有亲炙之缘,却是寄雁传书、音声相和。2007年,因缘又重新让我与先生常得相聚。彼时先生从香港返京,我们同在北京平心堂中医诊所出诊。每周有一两日诊余,可以与先生叙谈片刻。临床上遇到难解的眼疾患者,我常转请先生为其诊治,每每效如桴鼓、****。2016年夏,我的岳母忽然感到视物模糊变形,眼前常感电光闪烁,后被诊断为老年性黄斑变性。众所周知,这是现代眼科极难治愈的病症,且往往呈渐进性发展,最终致盲。焦急之际,我首先想到了先生。当日求诊时,先生为我岳母悉心诊断、开处方,并温言安慰:“老人家得这个病,视力想要完全复原到从前的确不容易,但控制它不再发展,让老人生活无碍,应该还是可以的。”先生寥寥数语,却如春风拂面,令我与家人心中一块巨石落地。时至今日,四载光阴过去了,我岳母已届九旬高龄,竟全如先生所言,黄斑变性未有任何发展,除阅读文字困难外,平日起居劳作、外出散步,均不受目疾的影响。古人说“一人向隅,满坐不乐”,何况高堂,年迈而受此苦楚,儿女辈岂能心安?幸有先生妙手,方能成全孝道。由此可知,先生仁术,非仅医治身体,更成就了无数家庭的安乐与幸福。
佛家讲离合聚散常人难测。2016年冬天某日,我与往常一样出诊,诊余休息时,与先生闲谈,聊及下一年的出诊安排。叙毕,我们便各自回到诊室,继续工作了。当日先生面容明亮,笑声爽朗,温和一如往日,这就是先生留给我最后的剪影。2017年初,正值农历丁酉年上元节次日,我忽然听到先生离世的消息,震惊悲痛难以抑制。先生身体一向强健,饮食起居皆有法度,竟忽然驾鹤西去,岂仙乡贝阙,亦乏橘井扁鹊欤?
先贤已逝,而其学不朽。近日,先生的入室弟子令言,将先生的讲义医论誊抄整理,成《沙凤桐中医眼科临证精要》一书。此书理、法、方、药兼备具足,字里行间无不透发出先生对中医事业的无限热爱,对中医理论与临床诊疗的深刻理解。由医道而言,先生极为强调“天人合一”在中医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及“整体观念”在中医眼科中的重要指导意义。由医术而言,先生坚守“辨证论治”之法则,深入剖析眼科疾病的病因病机,且特别指出,现代技术于中医眼科之应用,唯有建立在“辨证论治”的中医思维基础之上,方能真正发挥其辅弼之功。先生虽业眼科,然于中医而言,不精通全体医道,则无以精通眼科,更何况眼目之疾,至精至微,非智圆行方、胆大心细之人,不可与言此术!由此可知,先生学术生辉处虽在眼科,而学术之根柢,实在全体医道,岂局限于寸眸之间!
综观全书,先生誊写韦文贵、韦玉英二位先贤医论在前,令言整理先生医论医案在后,三代医人师徒父子之深厚情谊跃然于纸上,岐黄医道薪火相传之仁心仁术彰显于书中。学统长续,心灯不灭,先生有知,想必亦可宽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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